北京大学

向上的精神

———北京大学规划文选(1914—2013)

杨 开 忠 主 编

向上的精神(代序)

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灵魂,大学规划体现大学精神。大学精神随时间而演化和丰富,但在这种演化和丰富中却有不变的基因,这些基因弥漫于大学规划的行动和文本。

一百多年以来,随着社会变迁,领导更替和自身发展,北京大学精神一直在不断丰富和发展(在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中,梁启超为京师大学堂确立了“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的办学理念(民国初立,首任校长严复强调北大要成为“一国学业之中心点”,要“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大”(被尊称为“北大之父”的蔡元培先生,树立了六项北大精神,即高尚纯洁,兼容并包,合作互助,发扬蹈厉,独立自由,实事求是的精神,令“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成为北京大学精神符号(中兴北大的蒋梦麟校长从组织治理的角度提出了“校长负责,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的方针(作为思想家,胡适校长强调了“学术独立”,大学

“自由”与“自治”等理念;作为一名学者,马寅初在五十年代人口论批评中单枪匹马捍卫真理和学术尊严,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北大的“牺牲主义”精神;在激进思想,革命浪潮席卷全球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北大坚持了“红透专深,服务人民”办学的方针,学校在政治运动环境下艰难办学,曲折前进;在思想解放,理想高扬的八十年代,北大总结出了“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十六字教改方针,提出了“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要求,影响了全国高校的发展;在市场大潮汹涌澎湃的九十年代,北大提出了“面向社会,适应市场,发扬优势,增强活力,办出特色”的改革思路,澄清了学校与社会和市场的关系,树立了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跨入二十一世纪,北大倡导“追求真理,追求卓越,培养人才,繁荣学术,服务人民,造福社会”的办学理念,提出了“学术自由,大学自主;师生治学,民主管理;使命自觉,创新驱动;人文关怀,文化引领;精耕本土,融会全球”的发展原则(

尽管北京大学理念和精神随着社会变迁和领导更替不断变化,但变化中一直保留着不变的基因(就我个人看来,这不变的基因就是“与真理为友,以自由为魂”的不断“向上的精神”(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在发展中虽然经历了一些曲折,但“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无论是风平浪静还是波涛汹涌,北京大学始终力争上游,奋发图强,争取把北大办得越来越好,使中国发展得越来越好(

这种向上的精神源于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北京大学诞生在甲午战后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之中,承接了古圣先贤修齐治平的理想,先忧后乐的情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的气度,形成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责任感,“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担当意识和“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的“牺牲主义”精神(正是这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得北大师生为了使中国向上发展,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迸发出“拒俄运动”“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等一系列的爱国壮举,深深影响了现代中国发展的历史(也正是基于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北京大学在发展规划中也时刻将学校的命运与

向上的精神(代序) 1

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不断提出新的发展思路,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培养人才,创造新知(早在1914年制定的-北京大学计划书.即直陈“大学之发达与否与国家之盛衰强弱有极大之关系”,将北大的发展与国家的复兴联系起来。数十年后,北京大学一系列“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规划的制定,更是着眼于国家竞争力的提升和中华民族复兴来筹划学校的发展(

向上的精神在学术中体现为一种追求真理,学术至上的科学精神。蔡元培认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严复倡言学术的真谛即在于“黜伪而崇真”,李大钊提出“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做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万岁’的欢呼”(陈独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欢呼“赛先生”的到来,大力提倡科学精神(北大在致力于科学研究的同时,为中国的启蒙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规划工作中,北大也始终坚持以教学科研为中心,将推动学术发展作为本校的核心目标,在规划方法上也非常注意吸收规划制定的先进理念和方法,不断提高规划制定的科学性(

向上的精神在北大促成了自由,包容,开放的学术传统(正如蒋梦麟所言“研究学术而有所顾忌,则真理不明”,学术的发展离不开学者的自由探索,北大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自由,宽容,开放的学术传统(京师大学堂确立的“中西并重,观其会通”,严复倡导的“兼收并蓄,广纳众流”孕育了包容开放的理念,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正式确立了这种传统,西南联大“同无妨异,异不害同”的原则和燕京大学“以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精神也为北大自由宽容的学术文化传统增添了新的元素(在这种宽松自由的环境下,北大的规划工作更加重视通过自由讨论形成共识,通过分析说理来引导学校发展,规划文本中数字化的指标和指令性的语言相对较少(例如,在-国立北京大学法律学系计划书.中,每一条下面都详细阐述了规划提出的理由(这也使得北大的规划更具有思想性,不同时期的规划成为研究中国教育思想史的宝贵资料(

向上的精神,也体现为“大学自治,教授治校”民主治理原则(蔡元培先生1912年作为

教育总长,在其主持制定的-大学令.中规定大学设立评议会,最早将“教授治学”的理念引入中国;1917年他在改革北大的改革过程中,正式确立了以教授为中心的大学治理结构;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大力倡导教育独立,大学自治,为中国高校的民主治理播下了希望的种子(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对“德先生”的提倡,为中国民主意识的普及和启蒙运动的发展起到了思想先锋的作用(近年来,北大在制度建设中响应中央号召,继承老北大传统,不断探索和完善“师生治学”的方式,逐步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秉承民主治理的原则,北大规划坚持倡导“参与式规划”的理念和原则,动员群众参与,倾听师生意见,不断提高规划制定的民主性和参与程度(如,在-北京大学发展战略纲要2008.制定过程中,学校曾组织40多场座谈会,广泛听取教师,学生,管理人员,服务人员,校友,用人单位等不同利益群体的意见,有

600多人直接在会议上发表了自己的见解,部分未能参会的人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向

学校提供了意见和建议,通过多种形式的参与来共商北大发展,共谋北大前程(

规划是一种行动(规划的过程也就是协调利益,凝聚共识,动员资源,鼓舞士气的过程,反映出一个学校的精气神(规划也是一种文本(不同时期的规划文本,反映了学校对当时发展状态,自身定位,发展目标和对周围环境变化的认识及其将要采取的措施(从这些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到一个学校不断成长的历程(各时期的规划凝结着当时全校师生的心血和智慧,他们的思考对今后规划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了挖掘这些文献的价值,为中国

2向上的精神———北京大学规划文选(1914—2013)

高校领导者和规划工作者提供参考,我们从档案中梳理出了北大历史上不同时期产生的规划文本,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三十余件辑录成册,分上下两编付梓出版(这三十多个规划文献中,既有综合性的规划,也有专项规划;既有侧重论述学科发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队伍建设等事业规划,也有侧重实体建筑,空间布局的校园规划(为此,我们在上编主要收录学科建设与事业规划方面的内容,下编侧重收录校园建设和空间规划的相关文档(上下编内容由近及远依次追溯(

高校的发展规划,是教育部要求推进信息公开的重要项目,本书的出版也是北大推进信息公开,积极响应社会问责的一项探索(现在国内还没有一本专门汇集各高校不同时期规划文档的类似出版物,北京大学率先将自己各时期的规划出版公开,可谓开中国高校规划风气之先,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为北大和兄弟院校的规划工作者提供参考,为从事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和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研究者提供宝贵的史料(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人们认识能力的局限和时代背景的影响,书中收录的一些规划文本,特别是“大跃进”“文革”时期制定的规划,从指导思想到具体措施都包含了不少错误的观点(为了全面,准确,客观地反映历史面貌,我们未做改动(在阅读过程中,需要我们用辩证的,历史的,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内容(

在本书编纂过程中,我们得到了王学珍,王义遒,迟惠生,羌笛,王希祜等参与相关规划制定的老领导,老同志的支持,得到了北京大学医学部,985⁄211办公室,国际合作部,信息化建设办公室,图书馆等单位和部门的大力协助,岳庆平,李强,倪斌等曾在发展规划部工作过的同事也提供了宝贵建议,在此一并致谢(由于我们亦是第一次出版这样的资料汇编,经验不足,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