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2000-2020年）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  瞿振元

2014年3月25日

 

 

女士们、先生们：

十分荣幸参加此次由北京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联合举办的亚洲高等教育规划国际会议。中国有句古话：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意思是不论做什么事，事先有准备，就能得到成功，不然就会失败，说明计划和规划的重要性。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高等教育的自身发展和其所处的外部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规划在高等教育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天的中国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也一样深深懂得这个道理，重视规划的作用，用规划来推动高等教育的科学发展。中国的工作一般都是十年有规划，五年有计划，年度有安排。中国从1953年开始制定5年一次的国家各领域的五年发展规划，其中包括教育发展的五年规划，现在正执行第12个五年规划。除此以外，为了加强教育工作，政府还专门制定有关教育的专项规划。比如，新世纪之初，制定并实施了《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0年7月中国政府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其研究制定工作历时两年多，国家高度重视，经过了深入调研，反复研究修改，公开征求意见，社会广泛参与等过程。《教育规划纲要》已经并将进一步指导中国高等教育未来几年的发展。

会务组安排我做一个国别报告，我就根据《教育规划纲要》精神，与大家分享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基本情况。

 

一、新世纪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取得新进展

（一）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快速发展

2013年，中国各类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规模3460.3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34.5%。

其中，普通本科生1494.43万人，高职（专科）生973.63万人，研究生149.57万人，博士生29.83万人。2013年在校生规模是扩招前1998年783多万人的4.4倍。

《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在学总规模到355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40%。接下来几年高等教育的发展以控制规模，提高质量为主。

美国学者马丁•特罗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指标把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分为“精英、大众、普及”三个阶段。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00年12.5%；2002年首次超过15%的大众化阶段临界点；2013年已达34.5%。

这种急剧扩张的现象也曾发生在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 1960 年的10.3%、 1965年17.0%、1970 年的24.0% 直至1975 年的38. 9%，短短的15 年急速地上升了近4倍（天野郁夫，2006）。上世纪60年代初期至70年代中期，美国也历经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于家太，1999）。尽管如此，相比之下，在这十几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速度仍然是非常惊人的。

（二）建成了层次结构较为合理的高等教育体系

2013年，全国共有高等教育机构2788所。其中：全国普通本科院校1170所，校均规模14261人（而2000年则为593所）。全国普通高职高专院校1321所，校均规模5876人（而2000年则为442所）。高等职业教育占到了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

2013年全国共有研究生培养单位830家。

2013年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数149.69万人，生师比17.53∶1。

目前，中国重点建设高校即“211工程”高校112所，其中包括“985工程”高校39所。

中国实行中央和省市两级管理/以省市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目前，中央部委管理的高校113所，其中教育部管理的高校75所；其余由省级人民政府管理。

（三）高等教育国际交流合作迈上新台阶

1.中国出国留学人员逐年增加

中国出国留学人数，2000年为3.9万人，其中82.82%的人是自费的；201２年为39.96万人，90%以上是自费的。

中国留学生回国人数，2000年为 0.91万人；201２年为27.29万人。

从1978到2011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224.51万人。截至2011年底，以留学身份出国，在外的留学人员有142.67万人，其中110.88万人正在国外进行相关阶段的学习和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81.84万人，有72.02%的留学人员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中央政府门户网，2012）。

当前，中国人跨境教育消费的意愿相当强烈，近年来不少考生放弃国内高考转而出国深造，且有低龄化倾向。

 2.来华留学人员发展迅速，但生源地不够广泛

 2000年，来华留学人数突破5万，2004年，突破10万，2008年突破20万，几乎是每四年翻一番。但学生来源地不够广泛，主要以亚洲国家为主。韩国、日本、印尼、泰国等国家是来华留学人员主要来源地，一部分来自美国和欧洲。来华攻读学位的留学人员所占比例仍然不是太高，2010年其学历生所占比例为40.53%，很多留学生主要以学习汉语为主。中国高等教育需要进一步提高质量，以吸引更多的来华留学生。

二、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政策走向

（一）优先发展，增加投入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把教育事业摆在了优先发展的位置。教育优先发展，很重要的一方面是确保教育经费。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2.2万亿元，占GDP的比例达到4.28%，终于实现了设定已久的目标。“4%”目标的实现对中国来说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目前，教育经费新增投入主要用于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对当前的中国来说，这是必要的。但是高等教育的投入仍然不足，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为0.7%左右，财政性经费占高等教育总经费的比例为60%左右，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0.8%及70%左右）。这也说明，一方面要加大政府投入，另一方面还要努力增加社会力量的投入。

（二）有教无类，促进公平

教育公平对社会公平有重要作用。中国政府历来重视教育公平，坚持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在高等教育方面：

1.努力缩小地区差距，加大支持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2001教育部开始实施“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2001-11年10年间，共有94所高校、1440名教师到67所受援高校任教。10年来，受援高校派出了5000多名教师进修。2013年，中国政府印发了《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2012-2020年）》，以提升中西部高等教育整体水平，促进教育公平。

2．促进城乡公平。保障近1亿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受教育权和升学机会，15 个省市的异地高考从 2013 年起开始实施，其他省市也都制定了相应的实施办法。

3.实施贫困地区学生升入高水平大学的专项工程。2012年开始实施，当年对800多个国家级贫困县增加1万个名额，2013年再增加2万。2014年还要增加，使贫困地区的孩子有大体相当的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

4.积极推进教育规则公平。如完善高校督导制度和监督问责机制，改革高考制度，实施招生考试“阳光工程”等。

（三）提高质量，追求卓越

在中国高等教育获得了快速的发展的同时，如何保证并提高质量一直是政府和高校关心和努力的问题。中国政府自1995年以来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以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1995年实施了“211工程”。在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高水平大学。其核心在于：集中优势资源率先发展一批高等学校，扩大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也带动其他高校的发展。

1998年实施了“985工程”。现在，39所“985工程”高校已形成国内最顶尖的高校群，其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已经在世界上有相当影响。

提高高等职业教育的质量。2006年启动实施了“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计划”，经过国家示范、省级示范等三轮8年的建设，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水平有了长足的发展，已经为“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培养承担起了真正的责任，并且得到了社会的基本认同。

2007年，为进一步提高本科院校教学质量，中央政府投入25亿元实施了高等教育“质量工程”，在提高教学质量，深化教学改革，学科专业、师资队伍建设上取得了一定成效。

2012年启动实施了“2011计划”，首批通过认定的国家协同创新中心涵盖量子物理、司法文明、化学化工、生物医药、航空航天、轨道交通等多个国家发展重大需求领域。“2011计划”以“国家急需、世界一流”为目标，引导中国高等学校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四）深化改革，完善制度

1.积极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奠定重要的体制基础。为实现这个目标，主要举措有：（1）制定高校章程。（2）推进高校学术组织建设，制定学术委员会章程，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就在整个月的1日，即3月1日，《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由教育部颁布实施。（3）加强教职工代表大会、学生代表大会建设，发挥群众团体的作用。（4）推广组建高校理事会或董事会，建立健全社会支持和监督学校发展的长效机制。

2.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之一即在于治理政策的调整，主要趋势表现为减少国家的管控，强化大学的自主，引进更多的市场力量，讲求绩效责任，并且期待大学与社会有更多的合作。当前的主要工作是：推进管办评分离，促进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高等教育管理向高等教育治理转变，主要是由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由办教育转向管教育，由管理转向服务。政府对高等教育治理方面，应主要实现以下三个“转向”：一是在工作理念上实现从以管理为中心转向以服务为中心。二是在工作方式上实现由单纯的行政管理转向综合运用法律、规划、政策、公共财政、信息服务等积极引导和支持学校发展。三是调整行政行为空间，政府简政放权，公布权力清单，给高校更大自主权，激发基层活力。同时，健全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提升高校治理能力。使校内各利益相关的行为主体的积极性都发挥出来，并且相互协调。要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具体实现形式，这既是我们的经验，也是现实的最佳选择。

高等教育的改革是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正在努力！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