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大学该有多少位副校长？

 

 

大学“去行政化”，一直是国内高等教育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有的人认为，中国大学的“官”太多了，一个大学里面，光副校长就有七、八位，还要明确行政级别，这是大学行政化的表现。也有在大学里面工作的人认为，这么多副校长还不一定“够用”呢。校长、副校长往往都是有成就的学者，他们每天忙得团团转，确实很辛苦，那么多工作，似乎也是必不可少的。

那么，一流大学到底该有多少位副校长？我们就从这个问题入手，做一点初步的比较和探讨。

 

一

北大、清华现任副校长都是7位。与此同时，中国高校坚持党的领导，还有党委系统，党委书记、副书记不仅要管党务，往往还承担着学校行政管理的很多事务，所以，我们把学校党委副书记也算进去，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大学，就有11-12位“副校长”（有的领导可能在党委、行政两边都有职务，我们不妨重复计算）。

哈佛、耶鲁这些美国的一流大学呢？似乎“副校长”并不多。但如果了解这些大学的实际运行情况，就会知道，大学里面最重要角色不仅有“校长”（president），还有“教务长”（provost）。

校长是学校的行政领袖和对外代表，而教务长则是协助校长统管学术及相关事务的领导。我们认为，教务长的地位和实际权力，应该要高于国内高校主管教学科研事务的常务副校长。

围绕着校长和教务长这两个要角，美国大学里面延伸出了两套管理体系，一是校长办公室系统，校长之下还有常务副校长、副校长，管着学校的很多行政事务，一是教务长办公室系统，有一大帮副教务长，相应的机构也比较庞大。

我们可以看看哈佛大学的行政构架图：

 

 

（来源https://oir.harvard.edu/files/harvard_org_chart.pdf）

所以，在计算美国大学“副校长”人数时，我们认为应该包括教务长、常务副校长、副教务长、副校长四个职位。

以哈佛大学为例，现任校长是德鲁•福斯特，哈佛文理学院的历史学教授；教务长是哈佛医学院的艾兰•加伯教授，研究健康保健政策，然后是11位副教务长，分管教学发展、理科科研、人文社科科研、交叉学科、文理学院、国际交流、教职人员发展、图书馆等事务；还有一个常务副校长凯蒂•拉普，以及4位副校长，分管人力资源、财务、校园、筹款、资本运营等事务。

照这个算法，普林斯顿有13位副职校领导，耶鲁大学有11位。如此比较，北大、清华的副校长多乎哉？不多也。

当然，单纯这样算，还是不够“公平”。学校的规模大小不一样，行政管理事务的复杂程度也不一样，要因事设岗，不能因人设岗。于是，我们再找了一些数据，有下面这个表。

 

从这个表可以看出，北大、清华的“副校长”与师生人数之比，一点都不算高。更进一步的，我们再比较一下各个高校的行政职员数量，也会发现，北大、清华一点都没有超出“国际惯例”（数据来源于各大学的网站或相关统计报告，北大清华的数据中包括了党政干部、教学辅助人员、后勤职员等等。由于统计口径不同，或有误差，但大致能说明问题）。

 

 

二

“官”的数量虽然不算太多，但也有人提出，中国高校里面，行政权力是不是太大了？有的大学，科长就能训教授，这实在太不像话了。

权力大小其实不太好比较，因为权力的运行，有时候比较微妙。权力笼罩着大学，但未必看得见、摸得着。

我们选了一个角度：校长是大学的行政长官（当然，可能也同时是学术的领导，但不一定），校长有多大的权力，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明学校行政权力的强与弱。

先看校长的任期。世界一流大学，几乎没有校长任期届数和年龄的限制。哈佛建校快400年了，总共才有28任校长，平均任期达14年，著名的艾略特校长执掌了哈佛整整40年，干到75岁；现任的德鲁•福斯特校长，今年已经70岁，也已当了10年校长，她何时退休？我们不知道。现任的莫斯科大学校长维克托·萨多夫尼奇已经78岁，自1992年上任至今已经25年。

对比中国的情况，按照《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加强直属高等学校领导班子建设的若干意见》规定，校长任期原则上不超过两届，也就是10年，年龄也有限制（高校党委书记同样有任期和年龄的严格限制）。国内大多数高校的校长，任期实际上不可能到10年。以北京大学为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共有12任校长，目前任期最长的记录保持者是马寅初和许智宏，他们都当了9年校长。

研究政治学的人，都有这个最起码的常识，“终身制”的权力当然比“有限任期制”要大。所以我们认为，中国高校校长的权力比外国同行要小。

国外一流大学的校长，在人事任免方面所拥有的权力也是出乎不少人想象的。比如在美国的不少私立大学，校长对副校长和院系负责人，拥有近乎绝对的任命权，新的校长上台，可以把副校长全部换掉，副校长主要对校长负责，这和中国大学的情况很不一样。哈佛校长同时还是董事会的主席，行政权力是比较集中的。

还有的校长，拥有超出大学校园之外的巨大影响力。比如莫斯科大学校长，同时还兼任俄罗斯大学校长联盟主席，他的政治地位最起码与俄罗斯教育科学部部长是平等的，但社会地位和权威性要超过部长。就好像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当时的管学大臣（校长）同时也是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负责人。京师大学堂不仅是一所大学，还承担了教育部的许多功能。

还有一个典故在这里提一下。五四运动后，蔡元培先生一度要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大家都竭力挽留。拖着辫子的辜鸿铭也上台演讲，他说：“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显然，现在中国大学的校长，不再是学校的“皇帝”、“总统”了，其拥有的权力也远远比不上外国同行。

 

三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决不是要为某些中国大学事实上存在的“行政化”倾向和造成的弊端辩护，只是试图说明，中国内地高校的行政力量，可能并非太强，而是太弱——这或许与许多人的观念不同。

这种“弱”体现在两个方面：

效率不够高。对一个组织而言，虽然行政力量强不一定意味着效率高，但高效运转一定离不开强有力的行政支持。对美国大学在20世纪的兴起，有一种解释，认为是美国人在欧洲大学模式之上，又引入了公司管理的理念与方法。从董事会制度到职业经理人式的校长执行管理，都特别强调大学的运行效率。反观我国的大学，没有生存压力、没有充分的市场竞争，所以行政系统的分工不够精细，管理上也往往偏于软、散，经常出现推诿扯皮的现象。

结构不够科学。结构决定组织功能。国内外高校的行政人员的结构有很大不同，国外高校的行政人员规模很大，但主要集中于人力资源管理、教师服务、学生管理、筹款募捐、法律事务这几个领域，这些领域最能直接服务师生、最能产出效益、最能集聚资源，具有明显的市场导向。比如，国外高校为了筹款，一定都雇了非常庞大的专业队伍，为了招生和招揽人才，更是不惜血本。国内高校在这些方面，差距还很大。

举一个例子，斯坦福大学的法律事务办公室，有多达60人的工作团队，且全部为职业律师出身，经验丰富、技术娴熟，而北京大学的校长法律顾问办公室仅有律师1人，再往上就是分管法律事务的常务副校长吴志攀教授。我们当然知道，吴老师是非常优秀的国际金融法学家，可北大一年要面对多少诉讼？要对外签署多少合同？这压力该有多大？没有一支人数充足的专业律师团队，大学能实现“依法治校”？

资源是有限的，行政的资源更加有限。在国内的语境下来说，我们可以换一些词，“编制”和“职数”是有限的，“北京户口”是稀缺的，好钢必须得用在刀刃上，否则就难以适应这个快速变化的社会。

 

四

行政权力的存在，不是大学或者学术发展的障碍。行政不是大学的问题，而是大学的一部分。

大学是一种社会组织，组织是人们为着实现一定的目标，协作分工结合而成的集体或团体。组织最大的特性是分工。组织内部必然会分化出管理阶层来指挥协调，要完成复杂的目标，就必然导致科层制的出现。我们可以努力改善行政管理工作，但不能弱化行政。因为弱化行政就是在弱化组织的本质属性，使组织变得松散乃至衰亡。

大学又是带有特殊属性的组织。大学的核心使命是培育人才和科学研究，是要做学问的。要实现这样的功能，依赖于理解、认同、接受、采用这样的自主选择过程，更倾向于分散、自由、无拘无束的环境，确实无法靠行政权力的命令来强迫推行，也就是钱钟书先生讲的那个话，“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

可是，这种“素心”的状态，主要是精神层面的淡泊、宁静，要充当学术的领导者，应该非常热心，善于运用权力。现代科学的发展，使得学术活动的组织越来越复杂，寂寞、冥想是做学问，几千几万人共同参与的“大工程”也是做学问，而且后者可能越来越普遍和重要。

同时，由于大学的核心功能对资源的汲取能力相对较弱，为了支持其有效进行，现代大学还需要建构极强的服务体系和支撑平台，要向外面争取资源并有效配置资源，需要与社会建立有效的互动。这些都必须依赖高效的行政管理系统。

 

五

我们还想进一步补充几点意见：

第一，大学要反对过度的“行政化”，但决不是（事实上也不可能）取消行政管理。恰恰相反，中国大学目前的一个短板，就在于行政系统不够强大、不够专业，行政负责人所拥有的资源——包括时间、权威，严重不足。我们的建议是，应根据新的情况，优化大学行政系统的结构，提高行政人员的职业水平，给予他们必要的尊重，让权力与责任对等，这才是大学改革的重要内容。　

第二，有了强大的、专业的行政系统，更有助于大学回归初心，回归高等教育的本质。大学以学术为本位，但学术需要管理和组织，还需要消耗大量资源，如果行政不够强，就不能为支撑教学科研提供资源和服务，那教师能安心教书做研究吗？学校能静下来吗？

在大学内部，不同学科、不同院系甚至学者与学者之间，可能存在着利益分歧，各自的目标与诉求不同，表达方式也不同，这就更加需要中立的行政系统来协调不同利益群体，使之统一于共同的使命与愿景。

学术权力固然应该受到充分尊重，但学术权力如果缺乏制约，同样会腐化。

第三，中国有中国的具体情况，要和外国多比较，但也要扎根在自己的土地上，不妨对自己的传统多一点信心。真正有生命力的制度，多半不是移植的，而是自己生根发芽，一天一天发展起来的。我们当然要直面自己的问题，现有的大学行政系统确实亟待改革，但徐图改易是比较理性的态度。

本文的一个观点是，现在中国大学里做行政的人未必太多了，但并不是说，要像美国一些私立大学那样，花很多钱、雇很多人、购买很多社会服务。中国虽然比过去有钱了，但仍然是在一个人均不够富裕的国度办全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资源必须集中于教学科研，必须控制住行政机构自我膨胀、扩张的本能冲动。可以探索建立更加扁平化、网络化的组织架构，解决层级过多带来的低效和部门分割、部门利益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