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成果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百年大党
摘 要：“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一个重大论断。理解这个论断，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科学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际背景、国际条件，更使我们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深刻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历史意义。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作为百年大党的中国共产党，既要认清自我的特点与优势，更要明确自我的担当与使命。
关键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1]当前，世界格局正在发生自两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剧烈、最深刻的变化。这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处的外部环境与国际条件，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进程中所参与、所影响的世界历史。理解“大变局”，实际上也就是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世界历史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同时，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这两个进程同步交织、相互激荡。”[2]这为准确把握“国之大者”“世界潮流”“历史大势”提供了两个视角、两个维度。
时空：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两个维度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提出后，很多学者对其内涵进行了解读。如何把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放到世界格局动荡变革的大背景下进行理解，成为国内外学界、政界热烈讨论的话题。有观点指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归根到底就是秩序、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也有观点进一步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加快世界重塑，经济全球化推进全球治理变革，世界多极化使得国际力量趋于平衡，大国博弈推动国际体系深刻调整，文明交流互鉴强化世界多元。[3]还有观点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做了分领域的讨论，涉及经济全球化之变、世界经济格局之变、文明格局之变、政治格局之变、秩序之变与全球治理之变。[4]这些观点有分歧也有共识，都承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带来根本性的改变，但对于“变”的内涵阐释，则各有侧重，不过整体上都覆盖了国际政治格局、经济秩序、全球治理体系等方面。[5]
事实上，这并非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变局”的历史观。1872年，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称：“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6]然而，彼时孱弱的清王朝既无法有效应对欧洲各国掌握海权之后对中国这一传统陆地帝国提出的挑战，更无法及时转变思维、抓住机遇，将通商之机转变为“胥聚于中国”的秩序再建。从根本上来说，李鸿章关于“变局”危、机并存的思路基本准确，但却因其关于“变局”的认识存在的时空双重错位和清政府低效的危机应对能力，不仅未能转危为机，反而走向丧权辱国、民族危亡的困境。
第一，是空间视角的错位。李鸿章对于世界局势变迁的判断依然是以中国作为“天朝上国”的中心视角来审视的，认为开放通商之后，在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中，中国仍有机会维持中心地位。事实上，从全球格局的视角来看，“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的转变早已发生，传统朝贡体系下的“天朝上国”地位早已不能用于理解航海时代的全球贸易体系，从中国中心的立场去审视这场变局，本身就已经是偏移的视角，难以窥见全局。
第二，空间视角的偏移又导致了时间尺度错位。李鸿章所言的“大变局”，在封建历史“三千年”的时间维度中是找不到根本原因的，必须将视线落到15世纪大航海时代之后的“三百年”世界历史之中。在这三百年间，文艺复兴、资产阶级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相继产生，殖民扩张也在此时期出现和发展。世界从生产力到上层建筑的全方位变革已经深刻发生，形成了“中心—边缘”格局。在这个格局下，仅仅开放通商，满清帝国并不能后来居上，更不可能逆转当时的中心秩序。
因此，理解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兼具古今内外的全局视角。一方面，既要放眼世界，理解新的生产要素变迁对建立于工业社会和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基础之上的现有世界格局构成的挑战，又要回到中国自身，明确中国在世界格局变迁中应该发挥的作用和可能占据的位置；另一方面，必须具备历史眼光和发展眼光，清晰审视当前变局在人类发展史上的阶段性定位，明确中国当前实现跨越式发展应有超越的视角，抓住新一轮科技“大航海时代”历史机遇，主导国际秩序变动的战略设计，并成为国际秩序变革的实际推动者。
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代潮流，是一个极为重要并且需要常做常新的课题，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在研究，不断有新的理论与实践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置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格局变迁中，不仅意味着在“变局”的挑战中抓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更体现出对于中华民族接近乃至居于世界舞台中央后，能够在新世界格局的构建中发挥何种作用、贡献什么力量的深邃思考。
挑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动荡变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演进，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7]。这是对当前和今后时期世界大势与中国发展的深刻把握，高屋建瓴，切中要害，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必须要认识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挑战是全局性的，各个因素之间有着复杂的交织关系：
第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直接体现在国际政治格局的深刻调整上。后冷战时期美国主导建立的“一超多强”的全球秩序受到挑战，国际政治陷入大国竞争泥淖。自工业革命以来，无论是欧洲主导的殖民扩张、美苏主导的霸权对抗，还是冷战后美国主导的“一超多强”，欧美国家始终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相对较快的复苏，而美国等老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政治与社会困境加剧，整体实力相对衰弱，国际政治格局呈现“东升西降”，以美国为主导的“新罗马帝国”秩序难以维系，多极化背景下的大国竞争格局凸显。
第二，全球经济格局与全球产业链的调整可以理解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动因。近百年来，在欧洲殖民扩张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世界经济的中心始终游走在北大西洋沿岸，西欧和北美传统强国担纲全球经济支柱，形成“中心—边缘”的差序格局。但是近年来，随着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80%，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近40%，世界经济重心开始由西向东、由北向南转移，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心将从欧美转移到亚洲，并外溢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8]这种变化打破了西方世界对全球经济秩序的主导，经济全球化出现了“去中心化”的现象，对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秩序中的主导地位构成了挑战。
第三，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技术变革与创新，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关键变量。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为全球发展和人类生产生活带来颠覆性变化。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日新月异、叠加飞跃，正在实现质的突破，催生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9]在生产力变革的过程中，新技术领域对传统技术产生冲击，乃至可能出现颠覆性创新，许多先发国家在科技领域抢占的制高点受到挑战，固步不前则随时可能被后发者超越乃至取代。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在颠覆性技术研发与创新应用中保持绝对优势，世界诸国“重回起跑线”，为未来的国际格局增加了许多不确定性。
第四，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则成为推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激荡的催化剂。全球化体系下，世界各国在生产关系、人员交往、科技创新、文化共荣等领域均发生着复杂的联系与互动。气候变化、国际恐怖主义、地区冲突和民族宗教矛盾等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作用，对国际局势构成整体性的影响。不断涌现的新科技在造福民生的同时，也潜藏着人员失业、安全失控、伦理失序等风险，威胁人类长远生存。互联网使社会面临组织形态扁平化的治理困境与信息流动即时化的管理挑战，人工智能和基因技术甚至比核武器更难以管控。国际社会在新兴领域建构治理体系的努力往往赶不上新技术的更新速度，有效监管困难重重。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更是强烈冲击着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外交，世界多国经济因疫情停摆，失业率剧增，因为疫情而减少的各国联系使得跨国企业受到较大冲击，造成了严重的经济衰退，给各国政府的治理能力、制度生命力提出直接考验，各国大规模政治抗争运动频发，布热津斯基将其称为继近代以来宗教觉醒、阶级和民族觉醒之后的“第三次政治大觉醒”。[10]
第五，上述“变局”因素最终体现在全球治理秩序的变革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冷战后形成的世界秩序中，美国都是主导者和维护者。但近年来，特朗普政府处处坚持“美国优先”，无意继续参与以联合国为核心，以一国一票、平等协商为原则的多边协商和全球治理，从稳定的常量变成重磅变量。原有的全球治理秩序缺陷逐渐暴露，随时面临“失灵”危机，国际社会再次来到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全球政治、经济、文化、治理等多重秩序面临调整与重构。特别是对于中国，近年来，美国从官方到民间对中国施加了经贸、政治、科技、文化交流等多方面的打压，中美关系的波动给中国的改革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干扰，中美两国的大国竞争也给世界格局的变迁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
机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秩序重构
“变”总会通向“序”。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于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11]“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带有“破局”性质的大变化，但更要从中看到“立局”的战略机遇。[12]
第一，新技术革命为全球产业链重塑提供新的可能。生产力的迸发必然为世界范围内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带来新的图景，业已固化的全球产业链出现新的调整空间。当前，新技术投资开发竞争之激烈前所未有，传统大国和新兴国家均想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占得先机。能否及时抢占科技制胜点，站在产业变革的前沿和全球价值链的高地，实现科技创新与生产力发展的双重飞跃，将直接影响各国在新秩序中所处的位置。此外，新技术的发展也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塑提供新的技术手段，全球信息网络的发展将可能促进全球治理向扁平化发展，全球范围内的信息流通则有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人和物的流通，从而构建基于信息要素的全新全球一体化。
第二，在生产力变革的基础上，全球经济秩序必将发生新的变化，全球经济在重塑中焕发新的生机。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就指出了21世纪旧的“中心—边缘”差序世界秩序结构存在的重大缺陷。随着全球在数据层面的高度联通逐步抹平全球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发达国家市场与经济规模的有限性必然导致其资本、产能和技术的外溢。旧结构的绝对性正在动摇。新兴市场国家和众多发展中国家有机会在全球经济秩序的重塑中发挥重要作用，赢得更多的话语权和决策权，进而推动全球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第三，国际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势为全球治理秩序的重塑提供了整合空间。部分传统国际政治大国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大行其道，国际治理出现了许多失序地带，这也给国际格局留出了更大的权力空白，这些权力空白将为重构多元共生的世界秩序提供足够的空间。由于传统的经济资本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政治制度、治理模式、社会民情等因素也越来越成为影响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新兴国家将更有机会参与到共生、共享、共治的新格局中，为实现全球秩序的多极化治理贡献新力量。
第四，包括新冠疫情在内的多重全球性危机在加速旧秩序崩溃进程的同时，也加速推进着新秩序的构建。病毒无国界，危机蔓延全球，在全球化危机面前，更需要世界各国携手共进，应对危机。各国更有机会在处理全球性挑战的过程中摸索出新的合作机制和治理模式，并在实践中证明其能够应对全球性危机的考验。
在如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世界需要重建秩序的信心，需要可供借鉴的、行之有效的国际调节逻辑与国家治理模式，而新的秩序，将会是世界各国在复杂的机制下合力作用的结果。世界有责任感的国家首先需要认识和利用好变局之中的深层动因与内生要素，实现对美国主导下的霸权秩序的解构或部分解构，从而导向多元共生、共享、共治的国际秩序。
奋斗：百年大党领导的伟大复兴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是革命任务艰巨而又复杂的背景下产生的坚强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所为之奋斗的理想，具有世界意义和百年尺度。一百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接续奋斗，在一百年后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13]。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将之作为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这是百年大党领导中国人民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宣言。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是历史和人民选择的。这项事业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样的历史时刻，便有了时代赋予它的深刻意义。
第一，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21世纪以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等不同地区发展中大国整体性崛起，而占世界人口比重最大、占发展中国家经济比重最大的中国无疑成为了变局的焦点，展现了发展中国家在西方的经济发展道路之外走出一条适合自身后发国家国情的发展道路的可能性。20世纪的“两头在外”、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助力中国经济在融入全球市场的起步阶段站稳了脚跟。而现在的中国经济，已经越来越依赖于国内的循环，出口在中国经济中的占比已不足五分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完全抛弃国外市场，走逆全球化的路。在新形势下，作为全球人口最多、最活跃的市场，中国更要通过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实现进国内国际资源、人才、市场更高水平的互相促进，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迎接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模式更好地驱动世界经济向前发展。[14]
第二，体制和治理模式的巨大优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也是处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对古今中外治理经验的借鉴传承和创新发展。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与西方治理模式的明显区别在于，中国的国家治理更强调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从而实现以人民为中心，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的全球性冲击下，中国的体制结构性优势更加凸显。武汉爆发新冠疫情之后，党中央和各级政府迅速动员医疗队伍集结医疗物资、开展社区隔离防控、建立方舱医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始终将人民的生命安全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迅速地控制住了病毒的传播、救治了一大批患者，为世界的抗疫斗争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第三，中华文化传统的“和”理念为世界秩序的构建贡献思想力量。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为贵”这三个字已融入中华文化的基因，并成为新中国对外关系和准则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而某些局部冲突和战争的存在，更衬托出“和”的可贵之处。中国已经通过实践证明了一条和平崛起、永不称霸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是成熟有效且可复制的。中国的崛起没有重演历史上大国崛起那样的战争、流血与冲突的“掠夺性发展”路径，而是建立在中国强大的国家能力、土地公有制的确立、较大比重的公有经济、国家计划制度、较高的广义积累率、政府的积极作用、发展的包容性、立足国内为主等众多因素之上的 “包容性崛起”[15]。因此，中国提倡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是可以依赖的、是有益于人类发展事业的。[16]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正是在变局中开新局的和平发展范本，必将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塑造民族富强的信心，更为全世界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共同发展机遇，这无疑将对世界新秩序的建立产生积极长远的深刻影响。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不仅要在经济增长、民生福祉、政治地位的意义上实现复兴，更重要的是在制度建设中为新格局的构建贡献东方智慧、中国力量。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中国共产党这个百年大党在新时代的思想旗帜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指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更指引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走进世界舞台中心，是既能解释世界更能改变世界的理论体系，也是属于中华民族更属于全人类的真理和主义。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对自身突破传统世界格局与秩序的发展道路进行探索，就是对构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新世界格局作出的有效尝试和真正贡献，必将在世界历史上写下无比辉煌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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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登于《北京教育》（高教）2021年4期
（作者：任羽中，系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党委政研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