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为什么要强调“中国特色”—基于世界顶尖大学的发展史

文/陈威

摘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为什么要强调“中国特色”，是“双一流”建设中必须思考的问题。从“中国”和“特色”两个层面，结合世界顶尖大学发展史，尝试阐释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为什么要扎根中国大地以及如何扎根，为什么要强调发展“特色”以及如何求得“特色”等问题，并总结提出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两阶段”逻辑划分。

关键词：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历史经过两年的审慎酝酿，2017年9月，教育部公布了参与“双一流”建设的137所高校名单，标志着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新起始。创建一所什么样的世界一流大学，以及怎样创建这样的大学，是“双一流”建设的关键所在。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北京大学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为我们指明道路：“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2016年12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及这一论断。

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是我们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要反复强调“中国特色”？这其中的深刻含义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可以尝试把“中国特色”分成“中国”和“特色”两个层面来研究：“中国”就是指为什么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而“特色”则是指为什么要办得与其他世界一流大学不一样。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和营养剂，从曾经和当世的全球顶尖高校的发展史中寻找答案，是弄清楚这两个问题比较好的途径。

为什么要扎根中国大地以及如何扎根

现代大学诞生于约一千年前，是社会分工的产物，是社会组织形态的一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大学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植根于、生长于所在社会文化体系，与国家社会血脉相连，是其子系统。当今世界一流大学的组织形态和发展历程证明，任何一所顶尖大学都必然会充分融入所在国家和社会，进而才形成自己的风格。

1.世界一流大学的治理结构一定深植于所在国家的政治体系

不同国家的顶尖大学，治理结构、运营模式截然不同。作为国家、社会的分支机构，大学必然要遵循所在国家的基本运行逻辑，这样才能与国家社会的其他系统协作互动。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学院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大学只不过是比较松散的联盟，这无疑就是英国联邦自治体制的缩影，也正是这种自治体制的融入，才创造出高校的自由精神。德国洪堡大学的最高决策机构是由教授组成的评议会，这与德国议会共和制是一脉相承的，这种体制奠定了教授治校的传统，延伸出了“大学属于师生”的概念和“师生治校”的内部人管理逻辑。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等大批名校采用的是基于“委托—代理”关系的董事会制度，这也是整个美国运行的底层逻辑，这种制度实现了学术与行政的分工协作，并在董事会中引入外行专家，大大提升了高校运营的专业化水平。

可见，世界一流大学是具有鲜明的国家民族属性的，是孕育和自然生长出来的，离开了母体很难存活，所以不能简单移植。因此，哈佛只能是“美国的哈佛”，搬到中国就不再是哈佛了。具体到中国，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制度优势所在。在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植根于中国的国体，坚持党的领导，遵循并发展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使之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先进治理模式之一。

2.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价值自然融入了所处文明的文化基因

伟大的大学必有其精神，但这种精神并非凭空而生，而必然根植于一个政治文化共同体强烈要求自主独立的精神之中。现代大学浸润于西方文明，深受其影响。一是宗教文化。回溯历史，现代大学原本就是基督教堂传教的产物。大学出现之前，高等教育仅存于基督教堂之中，随着教会传教的发展，学生涌聚于大教堂所在大城市，产生了师生行业公会，从而诞生了博洛尼亚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牛津大学等现代大学。教会大学至今仍是世界大学的重要类型之一，如美国圣母大学及曾经的燕京大学。大学精神被深深打上了基督教义的烙印，如牛津大学校训是“主照亮我”；哥伦比亚大学的校训是“在上帝的神灵中我们寻求知识”。二是西方人文精神。西方文明源起于古希腊，追求真理，崇尚个性，强调平等、自由、民主，这些都成为了西方大学精神的内核。例如：哈佛大学的校训是“真理”；霍普金斯大学的校训是“真理必将使你获得自由”；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校训是“毫无特性的学习将一事无成”。

中华文明延绵五千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独树一帜。西周时期，中华已有“太学”。对高等教育的目的，我们先人早有论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相比于西方，中华传统教育理念更注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家国抱负情怀。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凝结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都是中国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精神营养。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只有融入中华血脉和社会主义基因，才能发展出全新的能够影响世界的大学精神价值。

3.世界一流大学的前进动力依赖于国家的强盛国力

历史上顶尖大学的成长经验表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代价是昂贵的，究其最终，依靠的是国家的综合实力。11世纪，意大利是欧洲经济文化中心，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诞生于此；18世纪—19世纪，“日不落帝国”英国横行全球，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也随之鼎盛；19世纪初期，德国崛起，柏林洪堡大学诞生并重新定义了大学的功能；20世纪，美国雄踞全球，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名校春笋般涌现，至今引领；20世纪中后期，日本经济复苏，亚洲四小龙崛起，东京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亚洲高校崭露头角，跻身世界顶尖。

当前，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力蒸蒸日上。这是中国高等教育近年来快速进步的重要背景，也是下一步迈向顶尖的最大动力支撑。

4.世界一流大学的高速崛起催化于科技革命的迅猛推进

高校是知识技术的产地。倘若一所大学出现在科技大变革所发生的时代和国家，其发展就会大大提速。历次工业革命的发生地，总会崛起一批世界一流大学。第一次蒸汽机革命发生在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成为世界翘楚；第二次电气化革命由德国引领，柏林洪堡大学驰名于世；第三次信息化革命是美国推动，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等大批高校问鼎全球。现如今，以大数据、人工智能、新能源为代表的新一轮产业革命如洪流般袭来，中国在这些前沿领域，举国之力，加大投入推进，已经在高铁、核电、共享经济、新能源等领域抢占先机，并将在更多未来前沿树起旗帜，力图弯道超车。这是中国高校崛起的历史性契机。中国高校必须将自己融入国家科技革新的浪潮，因势利导、借势发展、乘势而上。

为什么要强调发展“特色”以及如何求得“特色”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世界一流大学的创建道路也不尽相同，不能复制。在产品竞争策略中，“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异”是制胜之道，同样在全球高等教育的角力中也是如此。如果只是想成为一所不错的大学，只要亦步亦趋，如法炮制，把学校涉及大学排名的数据指标搞上去，把规模做大，我们就能实现；但要成为世人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甚至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标杆，我们就必须得有自己的“特色”，只有充分差异化才能引领。功能是组织存在的根本价值，大学也不例外。在功能上下功夫、求特色，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规律所在。从古至今，凡能彪炳史册的顶尖大学一定在高校的功能上有所突破，创造出特色。

1.在使命内涵上求“特色”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学都是大学使命的重新定义者：10世纪末，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确立了独立自由传播知识，教书育人的天职，被誉为“欧洲大学之母”，同时期成立的牛津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至今仍是翘楚。19世纪中期，德国洪堡大学开创了“研究型大学”先河，将科研功能植入大学，被称为“现代大学之母”。20世纪初，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提出“鞋子上沾满牛粪的教授是最好的教授”，确立了社会服务的职能，后称“威斯康辛”理念。20世纪中期，美国斯坦福大学践行“产学研”相结合，缔造了美国硅谷传奇，引领了高等教育乃至全球科技的发展。这些大学先后接力，逐步发展了大学的使命，是当之无愧的时代标杆。大学使命的丰富是高等教育主动迎合社会发展的结果，而这一进程并没有停止，还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创新。中国大学是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大学，是人民的大学，其发展不仅仅是一所高校自身的事情，更负有文明传承、国家繁荣、民族复兴的重大责任。21世纪初，中国就提出了把“文化传承与创新”作为大学的第四个使命；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四个为了”：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大学使命内涵。相信随着“双一流”建设的推进，中国大学将在更多领域发挥作用。

2.在育人模式上求“特色”

育人是大学的第一天职。育人理念和模式的探索是高校改革发展永恒的话题。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书院制，让学生学习、生活分离，至今还生生不息。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等高校所创立的文理学院，推行的博雅教育，对现代高等教育影响巨大；此后迎合社会需求，开设与文理学院并行的专业学院，区分了学术型与职业型教育，也成为了世界高等教育的典范。原苏联基于计划经济体制提出的专业教育及科学院体制，深深地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如今，美国斯坦福大学提出建设“开环大学”（OpenLoopUniversity），将本科学制从现有的4年改为6年，学生录取年龄不限，没有规定的毕业时间和限定的专业，学生也不需要一直在学校里接受课堂教育，可以选择在任何时候进入社会工作或者回校学习，以满足创新创业时代的高等教育需求。慕课（MOOCs）等在线教育方式也在悄然颠覆大学现有的教育模式。当前，中国高校的教育改革正在积极推行，如北京大学已经进行了十多年的“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结合”的改革及“博雅教育”的试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也在积极探索书院制改革等。相信不久的未来，中国高校一定能探索出影响世界教育的新模式。

3.在学科发展上求“特色”

学科是构成大学的基本单元，也是大学核心竞争力和“特色”所在。谈起任何一所世界一流大学，我们都能联想到支撑它的王牌学科。学科本质上是人类知识的分类。现代大学诞生之初，只有文、法、医、神四门经典学科。到了近代，以德国洪堡大学为代表的高校，倡导科学研究，分离出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奠定了现今高校学科的基本体系。随着科技革命的进步，以美国大学为代表的高校不断推动学科分化交叉融合，不断拓展出新学科领域。中国开始“双一流”建设，关键落脚点在学科。“一流大学”是由一群“一流学科”支撑起来的，引领世界高等教育，首先必须在学科上引领。这就要求我们在思考学科发展时要面向未来，抢占未来前沿领域的高地。20世纪80年代，卡内基梅隆大学远见卓识，超前将资源集聚于计算机科学、统计学、生物学三个领域，奠定了现今强大的学科竞争力。北京大学在“双一流”建设中，提出了“30+6+2”学科建设项目布局，即面向2020年，重点建设30个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优势学科，推动部分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前列；面向2030年，部署理学、信息与工程、人文、社会科学、经济与管理、医学等6个综合交叉学科群，推动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问题研究，着力提升解决重大问题能力和原始创新能力。此外，学校还将布局和建设以临床医学+X、区域与国别研究为代表的前沿和交叉学科领域，带动学科结构优化与调整，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尤为注重前沿交叉融合和重大原始创新，力求在未来科技换挡升级的关口超车跨越。

4.在社会服务上求“特色”

高校作为社会组织，如何服务于国家民族社会是办学特色的重要方面。美国高校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广泛地参与到国家重大工程的建设中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20世纪的三大科学工程：始于1941年的“曼哈顿工程”共有包括伯克利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在内的72所大学的参与；始于1961年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共有包括加州理工、麻省理工在内的120多所大学的参与；始于1990年的“人类基因组计划”有哥伦比亚大学、伯克利大学、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多所大学的参与。这些高校通过服务国家社会，获取了大量资源，实现了自我实力的快速提升，也推动了国家科技水平的发展。中国正处在科技实力提升的关键期，中国大学应该投身其中，积极发展壮大“智库”，整合力量融入到国家重大工程的建设，为国家社会奉献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形成自身的独有特色。

应该按照什么样的逻辑来发展

从“211工程”到“985工程”，再到今天的“双一流”建设，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努力一直在持续。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来看，我们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可以划分为两个建设阶段。

1.量变阶段：求“同”阶段

这个阶段就是要树立对手，学习模仿，利用后发优势，迅速缩小数量规模上的差距，无限接近于对手。过去30年，我们一直在坚持这种发展思路，特别强调“国际标准”。这是对的。因为在起步阶段必须有参照标准，才能知道差距所在，进而知道怎么发展，这让我们在很短时间内实现了高等教育水平的快速提升。今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世界各大排名榜上已稳居前40位，进入世界前100名的中国高校数量也逐年递增。中国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

2.质变阶段：求“异”阶段

已经接近对手了，要超越它，就必须基于自身、瞄准未来领域充分发展“特色”，通过差异化竞争，弯道超车，进而引领世界。这种案例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不在少数。例如：之前的美国大学都是模仿英国大学而建，但始终无法逾越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水平。直至后来，美国高校充分融入自身体制机制元素，大胆创新，突飞猛进，一跃成为了世界大学的领跑者。如今，中国高校已经发展到较高水平了，如果继续跟在他人后面依样画葫芦，一味地追求美国化或欧洲化，那么，赶超顶尖、跻身前列的雄心壮志是实现不了的。独特的历史、文化、国情，决定我们必须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现在，我们要比过往任何时刻更加清醒，在继续保持追求“世界一流”标准的同时，要更加强调“中国特色”，才能真正登上世界高等教育的王者舞台。

转载自北京教育（高教版）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