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研究
弘扬北大革命传统 大力加强“四史”教育
文章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编者按:2020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首次提出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四史)的概念。他在给复旦大学青年师生党员回信中强调,要认真学习“四史”,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中办也于近日印发《通知》,巩固深化主题教育成果,开展“四史”专题教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四史”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9周年,为迎接党的百年华诞,贯彻落实好“四史”的学习教育,融媒体中心约请相关专家学者、机关干部撰稿进行笔谈,希望对各单位深刻理解认识“四史”学习教育的重要意义提供参考。
跨学科协力开创“四史”教学研究的新局面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71年历程、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教育与研究。历史铸就现实,启示未来。当今国际风云多变,挑战与机遇并存,更需要我们加强研究,认真学习,鉴往知来,资政育人,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历程和发展规律,吸取宝贵经验,坚持“四个自信”。
“四史”是环环相扣、密切关联的有机整体,需要以总揽全局的开阔视野进行学习和研究。我们的共和国是在世界数百年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各种探索中开创的发展模式,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结晶。抓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一环节,可以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带动和贯通整个“四史”的学习与研究。有鉴于此,北京大学在今年10月成立了实体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
建立“四史”教育的长效机制,是我国高等教育、国民教育和干部培训的迫切需要。北京大学对这一时代使命不遑稍让。共和国史不单是一门政治史,而是涵盖着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法律史、制度史、思想史、教育史、科技史、管理史、医疗卫生史等诸多领域的丰富内容,因此必须多学科、跨院系地团结协作、推进研究。北大具有学科布局全面、综合实力较强的优势,通过国史中心这个平台,可协调不同院系的师资力量,凝聚海内外优秀人才,形成多学科交叉的治学新路径。
国际学界一直高度关注中国革命道路、建设模式、改革开放历程等诸多议题。北大将以深厚的人文底蕴、卓越的思想理论和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在这一重要领域奋发有为,引领国际学术潮流,开拓国史研究的新前沿。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深度整合校内各学科相关学术资源,发挥学科齐全并能合作攻关的优势,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教育资源和社会效益。筹建“国史研究史料馆”,广泛征集、收藏、整理建国以来各类型多来源的史料,建立多学科交叉研究所需要的国情国史大数据库;整合校内外、海内外的相关力量,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打造高端学术共同体。通过多种方式搭建中外学术交流平台,为“四史”研究领域的中国优秀学者提供与国际学界开展学术对话的合作机会,凝练具有中国学术特色的基本概念,提升国际话语权;服务国家战略需要,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着力为国家战略和政策制定过程提供资鉴和历史智慧。历史博大精深,学习永无止境。通过创新课程理念、课程体系,以浸润式教学、现场研学、口述与文档搜集调研等多种生动的、以研究为导向的教学方式,将“四史”研究融入思政教育、国情教育体系中,增强学生的历史使命感。
总之,北大将以“四史”教学研为重任,力争将共和国史中心建设成具有国际一流水平和鲜明北大特色的学术研究重镇、数据史料宝库、国情国史教育基地、资政咨询智囊、国际交流平台,为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建设和探索贡献历史智慧,为“四史”研究水平的提升培育学术生力军。(来源:北京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心)
用好校史资源 传承红色基因
“欲知大道,必先知史”。对高校而言,校史是一座宝贵的“富矿”。深入研究、广泛挖掘、充分利用好校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切实抓好“四史”学习教育的重要途径。
要把握好校史和“四史”之间的关系。“四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不断探索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奋斗史和实践史,党的领导是贯穿“四史”的最重要主线。北大是我国现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是中国最早介绍、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发祥地和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活动基地,自诞生之日起就担负着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国家使命,承担着为国育才、兴学图强的历史重任。可以说,北大的校史,就是“四史”的缩影,是人民在实践、比较中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的历史,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接受和拥护党的领导、积极投身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历史。
要以扎实的校史研究和丰厚的学术资源涵养“四史”。学习“四史”首先要研究好“四史”,要把北大校史作为“四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北大的学科优势和人才优势,充分用好马克思主义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等重要平台,通过扎实的校史研究,以丰厚的学术资源更好地涵养“四史”,不断为“四史”学习提供新材料和新成果。针对高校教师和学生群体特点,要特别注重用学术讲政治,用学术的逻辑来阐释“四史”,用学理的支撑来宣讲“四史”。
要用具体的校史故事多场景激活“四史”。“南陈北李如何相约建党”“第一片蘑菇云是怎样升起来的”“第一台汉字激光照排机是如何诞生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是怎样被喊响的”“新时代的毕业生如何扎根边疆基层建功立业”等等,在北大122年建校史中,这些故事随手可采撷,且都是具体的、生动的、鲜活的。要充分利用好北大红楼、革命历史纪念碑等红色地标,开展现场教学、情景教学,通过网络新媒体等多样化的传播手段,让这些静态的史料从档案馆中走出来,有效地转化为动态的育人资源,让“四史”教育活起来,真正入眼、入心、入脑,坚定信仰、信念、信心,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作者:党委政研室助理研究员 潘聪平)
漫谈学习中共党史的路径
中共党史虽然只有近100年,在整个中国悠久漫长的历史上所占据的时空相对短暂和有限。对于一般非研究人员来说,要想学好这近100年的党史也是很难的事情,除了要下笨功夫长期系统地学习、研究之外,也需要科学的方法路径,我这里就自己学习党史的历程谈谈学习中共党史的内容路径。
党史通史。这是最基础的内容,是对党的历史总的发展情况的介绍。这方面比较权威的可以阅读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九十年》《中国共产党历史》,当然也可以阅读国内外其它的党史通史书籍,不过这两本书无疑总体上在史实的准确性、叙事方式和框架结构方面是上乘作品。
人物传记、回忆录。党史涉及人物很多,1949年前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就有55人,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十位大将、57位上将,还有1949年之后的“两高四副”国家领导人,以及党史上一些特殊历史人物如劳模、烈士等,这些人物的传记、回忆录不仅涉及到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往往还情节生动、逸事多多,很能弥补一些档案史料的不足,是了解党史的最便捷的手段和方式。1990年代之前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是这方面很好的学习材料,书中有300多个人物。学习人物回忆录和党史人物传记可以说是培养人们党史兴趣、增长党史知识最便捷、最有效的一个途径。
事件史。从新文化运动到新时代,中共党史上出现的各种重要事件非常多,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五次反围剿、新启蒙运动一直到改革开放,这些事件生动展示了党的实践活动历程,也是党史通史中重要的基本概念,但这些通史著作中的事件叙述往往过于简单,所以,为了深入系统地了解这些事件,还得需要专门研习事件史。
专题史。中国共产党是一步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在这个过程中它所领导的社会活动领域自然十分众多,涉及社会史、经济史、财政史、情报战线史、统战史、国共关系史、根据地史,不一而足。这些专题史是体现党的具体社会实践效果的历史,不学习这些历史,我们很难理解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改造社会的。
军事斗争史。中国共产党是在长期的残酷的军事斗争中成长壮大的,军事斗争史是党史、尤其是民主革命时期党史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这方面内容很多,图书资料很多,我觉得通读红军三个方面军的历史、八路军和解放军的历史、四个野战军的历史很重要。具体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会编写的《土地革命战争各地武装起义》《长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八路军》《新四军》《解放战争战略进攻》《解放战争战略追击》《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甘肃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下)》等书籍都是很好的学习资料。
组织建设史。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独树一帜,具有科学的建设架构,不了解党的组织史,就无法了解党的发展壮大、健康积极的密码。这方面的书籍也不少,比较权威的还是中组部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和《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
思想文化史。中国共产党是有理想、抱负、情怀的政党,是注重思想文化的政党,党的思想文化生活不但丰富而且还独具特色,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思想文化的进步性、包容性、科学性,这是党的魂。这方面大家可以读一读张静如的《中国共产党思想史》。
西学东渐史。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在近代西方文明逐渐影响到中国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没有西学东渐,就没有近代的起步。所以,学习中共党史,必须要了解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这方面图书也不少。(作者: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程美东)
“把历史讲鲜活,把现实讲深邃”
——记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团队
近日,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史纲”)教学团队荣获2020年度北京大学优秀教学团队奖。获此荣誉的背后,是团队中每位成员脚踏实地的教学积累,是多年如一日的孜孜探索与勉力突破。融媒体中心记者日前采访了团队带头人、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副教授王久高。他主持的“大班授课,小班讨论”教学模式、“把校园红色资源融进思政课”等教学新法深受学生欢迎。他向记者介绍了团队近年来采取的教学“新招”。
创新:“最主要的是把学生调动起来”
“我们团队推动的教学改革,最主要的就是把学生调动起来,以学生为主体,围绕这个总目标我们做了多层次的探索。”如何激发学生的主体性,是“史纲”课程改革的核心命题。王久高在元培学院率先推出“大班授课、小班讨论”的教学创新模式,在大班集中授课的基础上,将200多人的大班分成10-12个小班,每个小班20人左右,配备1名博士生助教主持讨论,小班内再分成4至5个小组轮流进行课堂展示,由其他学生或助教进行点评。“比如前两周我上大班课,讲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三周就上小班课,讨论前两章的内容,对前两周课程内容进行深化学习,学生形成自己的理解。”小班讨论将展示、问答与点评结合起来,学生既是展示的主体,也需要在小组准备阶段参与团队合作,并在展示结束后与其它小组问答互动,接受博士生助教的考察。相应地,课程的平时成绩占比提升至70%,期末考试只占30%,注重对学生平时学习和参与的考查。这一模式大大提升了学生主动学习和独立思辨的积极性,“以学生为主体”的理念也得以贯彻。
在长达七年的改革摸索之中,王久高受学生“小班讨论”热情和积极性的启发,创新了“大班授课”的思路。“有的学生说,我想把思考的问题在大课堂进行展示。”于是,王久高探索在大班课上留出一半的时间,围绕重点内容安排两至三组学生进行15分钟发言展示,并接受其他学生的提问,教师主持和点评。不少学生结合自己的专业与特长进行课堂展示:“比如经济学院的学生借用专业知识点评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化战略,学物理的学生用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原理分析大陆对台政策措施等。有的小组选用新颖的展示方式,如在‘五四运动’一节,围绕‘新旧思想之争’排出了小话剧。”学子们兴味盎然,教师也非常满意。“学生一下子被激活起来,我们发现北大的学生非常优秀,看问题、分析问题都有自己的观点,让人耳目一新。”
北京大学拥有深厚悠久的革命历史传统,引导学生发掘校园红色资源,是教学团队推进课程改革的另一着力点。“我发现有些学生在北大求学多年,却对北大的历史不太了解。”为了引导同学们补上这书本之外的一课,王久高将北大校园红色文化引入“史纲”课堂。学生可以选择“北大红色资源”作为课堂展示或期末论文的主题。在每学期的最后一堂大班课上,不同的小班推选出最优秀的红色资源展示小组,面向全班进行展示,由助教团队和学生团队进行评比,重点鼓励前三名。“有的小组学生到长辛店去考察当年邓中夏开展工人运动的情况,调研邓中夏当年是怎么宣传、怎么发动工人,还实景拍摄制作出视频,真是一次收获满满的社会实践。”提起学生展示环节带来的“惊喜”,王久高笑言:“现在的学生都比较厉害。”
自2016年起,教学团队开始探索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视角讲授“史纲”课,并在两个课堂开设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与理论”课。该课程将中国近现代史置于民族复兴的视域之下,使得历史学习与现实关怀紧密结合,受到部级领导们关注。此外,教学团队还积极利用新媒体资源与网络技术创新教学方式。王久高就参与了“北大思政热点面对面”“新中国70年七大重大理论问题”电视节目。节目在北大官微、北大新闻网、北大抖音号、北大头条号、中国教育电视台等播出,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合作:“团队的内部凝聚力很重要”
“我最开心的,是我们这个集体的凝聚力强。”“史纲”教学团队中既有经验丰富的老前辈,也有新吸收的年轻人。提及大家在改革实践中的团队合作,王久高很是自豪:“虽然我们团队的每位老师都有自己的风格,但我们的内部凝聚力很强,一些重要的改革大家都能参与和完成。”
除了在元培学院采用“大班授课、小班讨论”的教学创新模式外,改革过程中,面向普通班级的传统教学组也在不断完善教学组专题教学模式。每个“史纲”班级由不同的主管教师主持,一学期的课时划分为不同专题,由多名教师合作讲授。课程改革过程中鼓励课堂主管教师探索多样化的授课方式与考核方式,形成自己的授课风格。“比如张永老师特别侧重引导学生了解家乡史、家族史。很多学生的家乡都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学生们可能听说过,但没有好好挖掘,在课上引导学生去研究,学生很感兴趣,也培养了他们的历史思维。”“史春风老师侧重培养学生查阅和分析档案资料的能力。各显神通,各具风格。这也符合北大的精神嘛。”王久高开怀地说。
鼓励教师讲出传统专题课的新亮点,是教学团队规划课改方案的重点之一,但王久高也指出,必须把握好课程统一性与风格多样性之间的平衡。“如果不同的班级太不一样,教师总是讲他自己最擅长的,讲他自己研究的方向,这样也不行。”为了防止“各自为政”,教学团队建立了集体备课制度,首先由课程主持人制定基本专题大纲,对每学期的教学提出具体要求,再通过集体探讨、集思广益,在教学目标、教学重点、教学要求、教学考核等方面制定相对统一的标准。
“史纲”教学团队共有9名教师,包括1位“50后”、2位“60后”教授,3位“70后”教学骨干,以及3位新入职的“80后”青年教师。如何协调和分配工作,让不同年龄层次的教师各展其长,也是课改工作中带头人不容忽视的问题。课改团队内部形成了明确的分工:教研经验丰富的老教师主要负责宏观指导,在改革方向选择、教学大纲制定等方面“严格把关”;骨干教师则投入课堂教学的摸索,力求“实践出真知”;而青年教师既在改革过程中向前辈们学习,吸纳优秀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又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优势,成为慕课建设的主力。“借助集体力量互相配合,能够产生‘1+1>2’的效果。”
教学:“引导学生去思考,才是一堂好课”
王久高坦言,“最大的挑战其实是备课。”为了保证课程内容的高质量,备课难度增加了不少。参考书目的拟定也颇费心神,“每一章我会推荐大约十本参考书,这个过程花了好多时间。”于浩如烟海的历史著作之中拣选出最具精华的学术经典,又要考虑到本科生的知识储备与接受能力,着实不是一件轻巧的工作。
而面对一个200多名学生的大班,3小时的课堂讲授会消耗大量精力。“讲课其实很伤元气,而且我总想把课讲好,讲得激情一点,把课堂气氛调动起来,其实是比较累的。”学生的主动性一旦被激活,各式各样的提问也带来了不小的考验,“像我从晚上6点40讲到9点半,每次下课回到办公室,至少得坐下来歇半个小时。”“所以整体教学过程是比较辛苦的。”
为了更加有效地组织课堂,方便和学生交流,王久高会在每学期伊始选出班干部,有大班班长男女各一名,每个小班选定一名班长,通过他们了解学生的建议和期待,遇上不主动与教师直接交流的学生,也会让博士生助教和他们联系。“最重要的是倾听学生”,王久高认为,在授课过程中不断征求学生的意见,根据其接受度调整讲授方式,是充分调动课堂积极性的一个秘诀。
“把历史讲鲜活,把现实讲深邃”,是王久高对自己多年教学体悟的总结。解读历史需要联系现实问题、热点问题,抓住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而要理解我们每个人正身处的当下,必然需要回到历史中,总结前人的经验与教训。“我觉得一堂好课要分析各种争论,不能回避问题。不是告诉学生结论,而是引导学生去思考,或者是引导学生重新看待这个问题,这才是一堂好课。”
为了发挥思政课对学生成长的引领作用,帮助他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王久高尤其重视将课程内容与学生的困惑联系起来。“共产党最重要的有三大法宝——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统一战线里面其实充满了辩证法。所以我就跟学生讲,你看现在很多学生的宿舍关系都处理不好,有了矛盾,你得把党的统一战线的精髓学会啊。怎样理解“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什么叫“有理”?什么叫“有利”?我要批评你,我肯定是有证据有道理的,这些都容易做到,关键是要有“节”,即有节制,适可而止,不能得理不饶人。把别人逼进绝境,人家就在绝望中找到希望,给你致命一击。”这类生动的实例还有许多。在王久高的课堂上,他常常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理论灵活运用于学生的学习生活中,引导学生正视失败、树立自信。“我常常跟学生开玩笑说,当你从失恋中看到未来婚姻的幸福,从两次失恋中看到未来婚姻的双倍幸福,你就真懂辩证法了。”
前沿:“线上教育是未来的一种常态”
“我觉得教学是一门艺术,它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王久高表示,课程改革还有不少后续工作亟待完成,慕课教学是“史纲”团队重点打造的一个特色,未来也将在这方面展开前沿探索。
王久高对线上教育的关注已经持续数年。他对新技术成果的应用抱有更加乐观的判断:“现在年轻学生的学习方式跟以前不一样,获取信息的渠道也有变化,线上教育、线上教学肯定是未来的一种常态。”从这一理念出发,教学团队积极响应学校对线上课堂建设的号召,率先完成了慕课录制。《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登上多个平台,现已被教育部评为首批国家级一流线上本科课程。
相比传统的课堂教学,线上教学的形式更加灵活,教师和学生选择上课的时间、地点都有更大的自主性。王久高告诉记者,有的学生反映线上课的效果更好,听课时更能静下心来。功能完备的慕课平台便于教师上传辅助资料、掌握学生的出勤状况与学习进度、更加快捷地搜集学生反馈。受疫情影响,上学期的教学全部在线上开展,逐渐成形的慕课系统也使得“史纲”的授课方便了不少,为教师们观察学生讨论提供了更多的空间。王久高希望,将来能对线上教育模式加以系统性的完善,在此基础上将线上、线下教学相结合。“传统专题教学模式之下,一位老师需要到不同班级讲授相同的内容,如果能将核心知识点的讲授转移到线上视频课,而在线下重点安排答疑课和讨论课,既减轻了教师的负担,也能增进教师和学生的互动。”他对线上授课的优势给予了充分肯定。
“我希望能通过线上课堂把我们的课程推向社会,一方面扩大影响力,另一方面,我们优质的课程也要能服务社会,这是一件积极的、正能量的事情。我这学期就参与了北大学堂相关课程的录制。北大就应该多做服务社会的事。新时代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我们应奉献出不愧于新时代的教育成果。”王久高表示。(作者:校报学生记者 楼雨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