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1日，随着《北京大学综合改革方案》正式获得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准，新一轮高等教育综合改革逐渐进入全方位铺展、多方面攻坚阶段。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是本轮综合改革的关键突破点，要通过建立一系列新制度、扬弃或改变旧制度，实现学校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这次改革可以被视为一次高等教育的制度变迁（institutionalchange）。

　　按照现有的理论，制度变迁可以分为“强制性变迁”（compulsivechange）和“诱致性变迁”（induced change），但不论何种形式，制度变迁都不是一个自然而然能够完成的过程。要使“制度非均衡”（institutionaldisequilibrium）过渡到“制度变迁”，起决定作用的是变迁主体。在高校，党组织是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是制度变迁不可或缺的主体。因此，在推进综合改革的起始阶段，剖析党组织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具有怎样的作用、为什么要发挥这些作用，有助于更加明确地定位党组织的主体作用，从而主动、有针对性地对制度变迁施加影响，实现综合改革的顺利推进。

　　如果将制度变迁的现象视为结果，那么导致制度变迁的因素则是制度变迁的动力。戴维斯（L.E. Davis）和诺斯（Douglass C. North）认为，由于人们认识到存在一些潜在利润，这些潜在利润是由规模经济、外部性、对风险的分散和克服以及交易费用的转移和降低所产生的，而这些潜在利润在现存制度框架内无法得到实现，这就使人们产生了改变现存制度安排结构的要求，“如果预期的净收益（即潜在利润）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所以说制度变迁动力的大小决定于再缔约给行为者所带来的净收益，这个预期净收益越大，制度变迁的动力就越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承认人对利益的追求在制度演变中的作用，马克思（Karl Marx）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就高等教育而言，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有助于使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得到落实，激发师生参与学校建设的积极性，提高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质量。因此，这一制度变迁是符合高校师生根本利益的。但这种利益的契合仅仅意味着制度变迁的可能性，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制度变迁的必然性。这就需要区分利益的客观性和思想认识的主观性。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改革问题时说过：“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意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否则就会脱离群众。”在推进综合改革当中，由于制度惯性、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的影响，安于现状、不愿改革，或是只满足于对原有制度进行“修修补补”的情况是可能存在的——这就是主观惰性的体现。因此，在推进综合改革的过程中必须明确师生客观的利益需要和他们的主观觉悟是两个概念，如果将它们混为一谈，分不清它们的区别，就必然会导致工作失误。

　　按照上述分析，在推进高校综合改革的进程中，可能存在以下两种倾向：其一，混淆客观要求与主观觉悟、行动决心之间的区别，在工作还未使师生认识到改革的客观需要并且决心行动起来时，就过于仓促地要求师生参与到改革中来，这就必然导致工作与实际脱节。其二，片面地认为只要提出的目标和举措从根本上符合师生利益，就是科学的、正确的，就必然能够在师生中间达成高度共识，并且使师生自觉自愿地追求这些目标。对于这种“想当然”的观念和做法，列宁指出：“群众不是从理论上，而是根据实际来看问题的，我们的错误就在于总是从理论上来看问题。”从政党功能看，利益代表是其中最重要的功能，其他功能都是围绕此功能的实现展开的。在高校，党组织就是师生群众利益的代表。因此，在推进综合改革的过程中，高校党组织必须结合改革的实际分析师生有哪些客观需要，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些需要，有哪些因素阻碍了他们对这些需要的认识？在工作要“耐心地等待”，但绝不是说这种等待是无所作为，而是要积极主动、耐心地对师生的利益需求进行提炼并将其转化为可被认知的改革目标，扫清阻碍他们认知的因素，让他们认识到改革的推进有利于学校的整体发展，有利于发挥师生在治校理教中的主人、主体、主力军作用，从而调动他们主观上的积极性，把客观上的利益转化为他们内在的觉悟，从而为推进综合改革奠定坚实的内在动力基础。

　　制度变迁和意识形态（ideology）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甚至互为前提的。一方面，制度变迁依赖于意识形态的变化，因为制度变迁不是单纯的客观过程，而是人们在一定的思想观念支配下的选择行为。只有人们在思想意识上认同了某种规则，这种规则才能成为实际制约人们行为的制度，否则，就只能或者是仅仅停留在某些人观念中的逻辑，或者是作为某些文字条款存在的章程，而不是现实的制度。更进一步说，如果人们的思想观念不发生变化，不仅过去的行为规则即旧制度不会被否定，而且新行为规则即新制度也不会被认同。另一方面，随着制度变迁的发生，意识形态也会分化。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随着制度变迁导致利益结构的变化，势必引起意识形态的变化。这种分化反映了不同利益群体的思想观念，有助于不同思想的交锋交融，从而促进观念的进步，但前提是必须善加引导。如果放任自流，那么则有可能导致意识形态方面的“价值雾霾”，使意识形态的“节约”作用难以发挥，从而增加制度变迁的成本。因此，就需要构建、坚持“一致性意识形态”（即主流意识形态），对各种思想观念进行整合。任何国家、任何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都是一元的，但“整合”并不是要消除其他的思想观念。列宁曾指出：“多样性不但不会破坏在主要的、根本的、本质的问题上的统一，反而会保证这种统一。”一元性和多样性的统一是互为前提的。失去“一元主导”统领，就失去主心骨，使个体的价值取向偏离社会价值导向而各行其是，从而造成社会运转陷入无序或混乱；没有兼容并存，意识形态清一色，就会导致封闭僵化，一潭死水，丧失思想活力和文化创造力。

　　当前，国际上思想文化不断交流交融交锋，国内社会思潮更加多元多样多变，网络舆论格局日趋复杂。高校是对外开放的窗口和文化思潮相互激荡的前沿，这些新形势、新特点、新矛盾、新问题，对高校的意识形态和综合改革而言，既是契机，又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一方面，“开眼看世界”能够使国内高校和师生以更加广阔的视野吸收、借鉴国际高等教育的办学理念，从而在思想上深化对现代大学制度的认知和理解，为实现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准备意识形态基础。但另一方面，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必然会受到来自全球多元文化的影响，在综合改革的推进方向上产生不同的主张，就“改革往何处去”等问题上在意识形态方面对改革施加不同方向的作用力，从而增加综合改革的成本，对制度变迁构成阻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马克思也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历程中，党组织在意识形态工作方面形成了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在推进高校综合改革的进程中，迫切需要党组织发挥观念更新和思想引导功能。一方面，要全面深入地吸收世界高等教育创造的优秀成果，用先进的办学理念来推动高等教育改革的思维升级和优化，从而减少制度变迁的意识形态阻力，使多元的思想观念成为推动综合改革的助力。另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使之成为推动综合改革的思想基础，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立为师生行为的根本遵循，使多元的理念共同整合在核心价值观的追求中，形成改革的意识形态合力，从而丰富完善我们自己的发展模式和教育理念。、

　　如前所述，制度变迁的发生需要有内在的利益驱动以及意识形态基础，但仅具有这两项因素还不足以推动制度的变迁，而是需要通过动员机制将内在动力和思想准备转化为推动制度变迁的牵引力。关于“动员”的作用，已经为诸多学者所关注，例如，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认为，权力是使行为发生变化的直接原因，没有权力的存在，这种行为本不会发生，而要实现权力，不仅需要一定的权力资源（resourceof power），而且需要通过一定的权力手段（meansof power）对资源进行运作和“激活”，才能将资源转化为权力。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认为，一次成功的集体行动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运动参与者的利益驱动、运动参与者的组织能力、集体行动的动员能力、个体加入集体行动的阻碍或推动因素、政治机会或威胁、集体行动整体所具有的力量。这些因素通过特定的组合而对集体行动的形成和进程产生影响。而要实现有效的动员，推动制度变迁，就需要发挥组织的力量。梯利认为，要把群体利益转化为集体行动的动员能力，组织力量是关键，而一个群体的组织程度取决于两个因子，即群体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和该群体内部人际网络的强度。群体成员的共性越明显，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越紧密，则该群体的组织能力就越强。按照梯利的观点，高校党组织在推进综合改革的过程中，就要加强组织建设，实现党组织对学校工作的有效覆盖，并发挥群体整合的功能，把学校的党员、师生和管理服务人员等各类群体紧密联系起来，使之凝聚成一个整体。

　　在组织建设方面，党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组织优势，是高校党组织发挥作用的重要资源。但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随着整个经济社会的变革以及高校自身的特点，党的传统组织优势在高校也面临着被消解的危机。例如，受到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的影响，在高校的干部队伍中也产生了诸如急功近利、脱离师生群众的现象，削弱了党的工作力量；在高校，传统的党组织设置基本依托于班级建制，这就可能导致组织建制滞后于学科建设和党员队伍发展的需要，使基层党组织的渗透性和战斗力不足。因此，党组织要有力地推进综合改革，就要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把那些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建设一支高素质、能够担当重任、经得起风浪考验的干部队伍，形成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道路、善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各级领导层。同时，要适应学科建设和教学科研活动的特点，按照便于党员参加活动、党组织发挥作用的原则调整优化基层党组织设置，健全基层组织体系，不断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为增强党员、师生之间的人际网络强度创建有力的工作平台。

　　在群体整合方面，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认为，整合（integration）一般有以下条件：两个以上的人抱有共同的目标；为了达到目标，各自都负有一定的任务；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相互承认对方的权利和义务。按照这一分析，在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推进综合改革的过程中，必须认识到当前高校内部不同群体之间（尤其是师生之间）共同特征、共同目标的缺乏，以及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失衡，影响了群体整合的实现。随着以教学为中心转变为以教学科研为中心，高等教育在发展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从思想认识到具体考核、管理等方面“见物不见人”的偏差，特别是目前对科学技术等物质层面的成果越发重视，但对于精神、文化、价值观念、内心世界的和谐安宁等却日渐忽视。在一些大学里，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变得淡漠，仿佛变成了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大家为了创造有形的“产品”，比如论文、专利等等，结合在一起，缺少了精神上的高度认同和价值观念上的和谐统一，教师与学生之间教学相长、情深意笃的优秀历史传统逐渐丧失。要扭转这种局面，高校党组织就要以综合改革为抓手，把焦点对准“人”的全面发展，从教学、科研、管理全方位切入，带动大范围、关联性改革创新，真正形成“以立德树人为办学之本”的共识，以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整合学校内部各方面力量，使全校党员、干部、师生员工朝着一个共同的愿景行动，以集体的合力顺利实现制度变迁。例如，在《北京大学综合改革方案》中提出，要把“师生治学”作为改革学校治理结构的重要内容，这对于确立教师养成育人第一的价值规范，保障学生权益，促进学生重视学习与学术，实现教学相长、进一步密切师生关系都大有裨益。

　　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高校要顺利推进以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为核心的综合改革，关键是要发挥党组织的制度变迁主体作用。但是，“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党组织作用的发挥不是要包打天下、面面俱到，而是要重点突出、有的放矢。按照制度变迁的相关理论，高校党组织应当着重激发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夯实意识形态基础、构建组织动员机制，使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推进综合改革从动议落实到行动、从蓝图实现为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