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创新？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发展是经济循环轨道的改变，也是对均衡的扰乱和打破，这种“扰乱”和“打破”就是创新，创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熊彼特将创新理解为经济发展的本质，创新能够解决经济发展中的两个基本问题：一是生产要素报酬递减的问题，二是稀缺资源的瓶颈问题[1]。

何谓创新驱动战略？管理学大师迈克尔·波特把经济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驱动发展阶段”，第二阶段是大规模投资、改善技术装备成为支撑经济发展主要因素的“投资驱动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是创新能力及其水平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创新驱动发展阶段”，第四阶段是“财富驱动发展阶段”[2]。当前，中国现在正处于“生产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并重的阶段，我们要实现转型升级，打造中国经济2.0版，就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即以知识和科技为先导的创新型发展之路，也就是进入到“创新驱动”与“财富驱动”并重的更高阶段。

如果把上述两个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的概念引入到高等教育领域，将极大启发我们的思路。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用比较短的时间从高等教育大国转变为高等教育强国，并创建若干世界一流大学，这没有现成的模式，缺乏国际经验。由于资源约束，转型升级之路也面临着许多困难与挑战。但是大家也都认为，中国的大学具有“后发优势”，即可以通过引进、学习、模仿和利用西方经验绕开发展中可能遇到的一些障碍，走捷径。此外，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大学所能利用的资源也在不断增长，规模的扩张很容易实现，中国大学也因此在此前一个阶段获得了较大发展。

必须注意，这种后发优势具有递减性——后发者借助后发优势所获得的利益必然呈现出边际收益递减状态，规模扩张之路也很快走到了尽头，需求不会无限增长，高等教育结构失衡问题会越来越严重。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要进一步赶超发达国家的一流大学，实现后来居上，已经不可能完全凭借后发优势了。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深刻论断，而要实现内涵发展，也就必须抓紧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一、高等教育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必要性

1.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是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内在需要

过去一个阶段，我国不少高校都是以外延扩张的发展模式为主。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初期，这是必要的。教育经济学理论已经证明, 规模经济效益在高等教育领域内同样存在[3]。但快速大众化甚至普及化之后，很快出现投入要素报酬递减和稀缺资源瓶颈两大问题。投入要素报酬递减的原因在于没有形成与自身传统以及外部需求相适应的科学合理的要素组合，要素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发展目标和学科结构的趋同化，办学没有特色，近年来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就是其结果之一。稀缺资源瓶颈则体现为盲目扩大招生规模和学科规模造成的教育资源紧张，特别是优质师资缺乏。要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就应该转变发展方式，而所谓转变方式，归根到底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创新可以通过不断地提高单一或者综合要素的生产率来抵消因为要素投入数量增加而导致的单一要素或者全要素报酬递减的趋势；创新也可以要素的新组合突破发展中迟早要发生的、由资源与要素的短缺所造成的发展瓶颈。

2.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是世界一流大学发展历程中的普遍规律

研究世界高等教育史，不可能忽略哈佛大学的成功经验。哈佛大学370多年的发展史，就是锐意改革、不断创新的历史。1819年，蒂克纳（G. Ticknor）在哈佛推进以扩大学生学习自主权、倡导研讨式教学法为主要内容的创新改革，使得哈佛从地区性学院成长为地区性现代大学。著名教育家克拉克评价道：“现代美国大学发展的实际界线起始于1825年哈佛大学的乔治·蒂克纳教授。”功勋校长艾略特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创新则使哈佛大学从地区性大学走上了全国性研究型大学之路。他曾说：“一所大学出现停滞现象是非常可怕的，如果一个良好的过去使我们满足于现状而不思进取，那将尤为可怕。”艾略特提高专业教育质量、发展研究生教育、加强学术研究，使哈佛成为美国最早的研究型大学之一[4]。放眼那些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无不将创新作为自身发展进步的动力，而且这种创新均是在坚持自身传统和特色的前提下，基于对社会发展方向的前瞻性判断，主动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需要。比如：洪堡在柏林大学的改革，本质上就是要与近代大工业生产的发展相适应，使大学逐步成为科学研究的中心，大学产出的科研成果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发动机；威斯康星大学通过1904年的“威斯康星计划”，帮助州政府开展技术推广和对本州公民进行函授教育，开创了大学直接服务社会的新模式等。这些例子，对中国的大学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3.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是大学服务国家战略的必然要求

高等教育是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基础和生力军，既是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又是基础研究和高技术领域创新成果的重要源泉，担负着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取得原创性突破，推动国家原始创新能力提高的重要使命。在美国，“曼哈顿计划”“阿波罗计划”“星球大战计划”“国家纳米计划”“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等重大科技计划的实施均离不开高校的投入和支持；在英国，帝国理工大学强调“教学与科研的一体化”，华威大学则全方位拓展与各种创新资源的协同融合，与世界上500多家高端制造企业建立了联合研发机构。中国的大学要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要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首先就要将自身建设成创新型组织，要成为各种创新要素富集、具有重要引领作用的机构，这样才能成为国家和社会创新的发动机。

 

二、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必须抓住的几个重点

1.提高办学质量、突出办学特色

 质量是学校发展的生命线。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归根到底是要使我们的教育质量与办学水平达到世界一流。当前，必须把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作为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全面提高以育人为核心的教育教学质量、学科质量、人才质量、管理质量。在高等教育转型升级的阶段，大学要坚定地以内涵为主，质量立校作为重要方针和根本导向，严格控制总量和规模，把工作重点放在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水平、提升效益上。

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全国高校提出的要求。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大学时特别强调，“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并指出“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因此，总书记指示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5]。目前，中国大学在人才培养模式、人才评价标准、学科发展和科研研究水平的评价体系乃至管理体制方面，自觉、自信仍然不足，还没有提出成体系的、比较成熟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在实践中也仍然借鉴得多、创造得少，对这些问题，一是要靠积累、总结、提炼，二是必须依靠全面深化综合改革、大胆创新突破，真正走出一条瞄准世界一流、符合中国国情和学校实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又好又快的发展路子。

2.积极推动协同创新

协同创新是创新发展的新趋势，在国家主导下，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地方政府等创新主体，围绕同一目标，共享优质资源，展开深层次、多样化的交流合作，形成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协同模式，从而产生更多的创新成果。高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作为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基础研究和高技术领域原始创新的主力军之一，解决国民经济重大科技问题、实现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的生力军，应该采取主动行动，推动建立协同创新战略联盟。大力推进协同创新，就要精心选择和培育协同创新领军人物，推动高校科学家由“作坊式”科学家向战略型科学家转变；要合力打造利益共享机制，以公平的利益分配链条紧密连接协同创新各主体；要改革科研体制机制，打造适应协同创新的载体和组织；要继续解放思想，营造鼓励协同创新的良好氛围。

3.大力推进制度创新

在中外大学的历史上，通过制度创新带来了大学的繁荣，而制度的陈旧和僵化则导致大学的停滞甚至倒退。意大利萨莱诺大学作为欧洲最早的医科大学，被称为“希腊、罗马、阿拉伯和犹太文化的聚集所”，但后来却消亡了。英国历史学家科班（A·B·Cobban）认为消亡的原因在于：“没有发展一个保护性的和有凝聚力的组织制度以维持它的智力活动的发展。”科班进一步指出：“缺乏巩固的组织，在开始时也许为自由探究提供了机会，但是经久不息和有控制的发展只有通过制度上的架构才能得到。”[6]大学是一种特殊的组织，不同于政府，也不同于企业，它要求更大的自由度和包容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学的管理不重要。大学应该去行政化，但这不等于削弱管理，相反，内部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对大学的发展非常关键。当前，中国的大学还面临着不少体制、机制上的障碍，必须把改革创新作为根本动力，大胆探索和试验，加快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的步伐，创新人才培养体制、办学体制、教育管理体制，改革质量评价和考试招生制度，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

4、全面推进综合改革与系统创新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综合程度的不断提高，高等教育的系统性、综合性也在不断增强，有研究指出高等教育系统有其内在的秩序，而这一秩序的形成则是基于对其自身发展方向和发展路径理性选择的组织化过程[7]。因此，真正管用的改革，必须是综合改革；真正有效的创新，必须是系统创新。

从静态来看，应充分认识到高等教育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其内部的组织结构、制度运行存在一定的规律和秩序，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必须从整体着眼，体系化、制度化地看待高等教育，大力推动系统创新，多方配合、形成合力。从动态来看，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组织结构庞大、体制运作复杂的“大系统”，始终处于不断发展演进的组织化过程中，因此要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在尊重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积极推动整体性、综合性的全面深入改革。就我国高等教育的现状来看，全面综合改革不仅要从高等教育体系整体出发，构建高等教育机构与社会以及宏观管理部门之间的新型关系；还要从机构内部出发，进一步理顺、调整和改革内部的治理结构和组织关系，全面推动高等教育整体的系统创新，加快高等教育机构结构上、体制上、管理上的现代化进程。

5、塑造以创新为灵魂的大学文化

文化传承和创新始终是大学的神圣使命，一个国家的大学，能不能在思想文化领域具有世界性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这个国家文化“软权力”的大小。大学自身的文化建设，也必须以创新为灵魂。

过去的二十多年时间，全球化迅猛发展。中国的大学一直是国家对外开放和交流的重要窗口，对于西方强势文化，大学首当其冲。一方面，应该继续积极参与高等教育国际化，广泛地译介西学、博采众长，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和文化精彩，一方面，也必须始终以中华文化为本位，必须反对跨文化交流中的“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alism)，要努力弘扬本民族和中国大学自身长期积淀的优良传统和文化遗产，在传承借鉴的基础上实现综合创新。此外，中国大学还应该进一步改革育人模式，引导青年探索广袤的精神世界，思考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问题，进一步改革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对于原始创新、原创思想，应给予最大力度的激励和支持。

当然，最后还有一点需要补充的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不等于减少要素的投入，而是要通过创新来促进要素更加科学地配置、发挥更大的效用。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仍然受到比较严重的资源约束，资源汲取能力还不够强，人均拥有的优质资源与世界一流大学差距还很大。我们在一些新兴的学科前沿领域还要继续扩大规模，在高层次领军人才队伍建设方面还将加倍投入，既要保证对大学的投入持续增长，又要确保大学把精力和资源集中到中心工作上，这样的扩张决不是“走老路”，反而是创新驱动、内涵发展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