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园规划与学科规划、事业规划的关系及思考

——以北京大学为例

北京大学发展规划部　岳庆平

 

大学校园规划从来不是孤立的，其与大学学科规划、事业规划存在极其密切的关系。大学校园规划一般要围绕和配合大学学科规划、事业规划去进行，但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大学学科规划、事业规划的制定。

　　北京大学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为了统筹兼顾校园规划、学科规划、事业规划三者，正确处理和理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不仅于1999年6月在学校原政策研究室和校园规划委员会办公室的基础上，成立了专门负责研究、制定、修改和落实校园规划、学科规划、事业规划的发展规划部，作为学校的职能部门，而且于2001年2月成立了由许智宏校长担任主任的北京大学规划委员会以及所属的校园规划委员会、学科规划委员会、事业规划委员会等三个分会，作为学校相关规划的审议机构。此外，北京大学还于1999年11月，由校长办公会决定成立了由24位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教授组成的发展规划专家组（专家组成员也是学校发展规划部特聘研究员），作为研究学校发展规划的专家系统。

　　北京大学校园规划的三个主要依据之一是北京大学学科发展规划和事业发展规划（另外两个主要依据分别是北京市总体规划、中关村科技园发展建设规划）。在北京大学校园规划、学科规划、事业规划三者的关系上，目前校园空间的相对有限与学科建设的全面发展、事业规模的逐渐扩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由此产生的问题不断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的早日实现。

　　一般说来，北京大学校园既应保持历史的传承性，体现学校的深厚文化底蕴和人文精神，又应营建良好的空间环境，满足学校的学科发展和事业发展需求。但具体说来，目前北京大学燕园校区的校园空间和发展余地毕竟十分有限，同时燕园校区又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所以寸土寸金，每寸土地都要规划和保护得非常科学而合理，这无疑对北京大学校园规划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

　　在北京大学燕园校区的规划和保护方面，就消极的微观层面而言，我们绝不能在十分有限的燕园校区见缝插针，到处建设，因为建筑过密、人员太多不仅会破坏燕园校区宝贵的园林特色（冯友兰先生视“园林特色”为北京大学两大传统之一），而且会使燕园校区超负荷运转，有朝一日也许真的会“挤破校园”。就积极的宏观层面而言，北京大学燕园校区现在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未来也有可能是人类共同文化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大学燕园校区不仅属于北京大学，而且属于全中国甚至全人类。因此，非常科学而合理地规划和保护好北京大学燕园校区，无疑也是北京大学广大师生对国家和人类的重要贡献。

　　从北京大学的校园空间看，北京大学校园由海淀校区、医学部校区、昌平校区三部分组成，总面积为265公顷。海淀校区为主校区，由燕园、燕东园、中关园、蔚秀园、承泽园、畅春园等部分组成，其中以燕园为主要部分。北京大学海淀校区现在占地168.38公顷，其中燕园校区占地106.63公顷。

　　从北京大学的学科建设看，北京大学拥有门类比较齐全的学科体系，截止2001年9月，已有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教育科学以及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工程科学、医药科学等各种学科的92个本科专业，2个第二学士学位专业，198个硕士专业和174个博士专业。有5 个学部，18个学院，13个系，98个研究所，126个研究中心。有53个全国重点学科，12个国家重点实验室，3个国家重点学科专业实验室，6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8个卫生部重点实验室，2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个国防重点实验室，3个教育部开放实验室，6所附属医院（所），10所教学医院。

　　从北京大学的事业规模看，截止2001年9月，全校共有教职工15639人，其中专任教师4537人。共有在校生39533人，其中本专科生13812人（专科生677人，本科生13135人），研究生10718人（硕士生7269人，博士生3449人），成人教育生15003人。共有在站博士后386人。

　　北京大学包括校园规划、学科规划、事业规划在内的发展规划，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校内广大师生和校外各阶层人士的高度重视，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对我们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甚至严厉批评。面对这些宝贵建议和严厉批评，认真回顾和深刻反思我们发展规划部具体负责的学校发展规划工作，我认为，在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大背景下，如以更高的标准和更严的要求对学校的发展规划工作进行宏观审视和全面探讨，以下二十种具有特定内涵的相对片面倾向或许需要我们给予适当关注并力争加以扭转：

　　1.重视传统较多，重视改革不足。北京大学各方面的传统无疑需要高度重视，科学弘扬，但继续深化改革、以改革促发展的思路一定要始终坚持，认真贯彻。在看得准、有把握的改革和创新方面，我们既应醒得早，也应起得早。否则会坐失改革良机，影响学校发展。换个角度说，“常为新的”也是北京大学的重要传统。

　　2.重视发展较多，重视控制不足。发展是硬道理，重视发展理所当然，但受办学条件的限制，发展过快会导致学校超负荷运转，并产生一系列问题，这在北京大学的发展史上已有过教训。鉴于北京大学的事业发展规模一定要和办学条件相适应，所以目前总体说来，应合理而严格地控制学校的事业发展规模。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北京大学成立了规划委员会以及所属的校园规划委员会、学科规划委员会、事业规划委员会等三个分会。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同时为了减轻学校领导的正面压力，贯穿充分论证和严格控制原则的《北京大学关于校属实体机构设置或调整的申请与审批程序的规定》正式实施。但这一《规定》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因为在几种程序并行的情况下，坚持充分论证和严格控制原则的程序，不仅要顶住压力或受到批评，而且有时会被申请者设法巧妙地避开或绕过。与《北京大学关于校属实体机构设置或调整的申请与审批程序的规定》的实施情况相比，《北京大学关于校园内各项建设项目立项审批程序的规定》实施得相对规范和严格些，控制效果也相对好些。

　　3.重视全面较多，重视重点不足。在学校重视发展的情况下，校内许多单位都有比较强烈的扩展意识，都在强调自身的重要性，而且大多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某些方面的扩展，并得到了与这些扩展相关的增量资源；校外（包括国内、国际）许多单位都有比较强烈的与北京大学交流与合作的愿望，其中不少愿望通过各种途径得以实现。因此，“有所为，有所不为”以及“控制规模” 、“保证质量” 、“突出重点” 、“优化结构”的战略构想难以落实。

4.重视局部较多，重视全局不足。学校发展规划工作中出现的某些问题，有时是在重视局部较多而重视全局不足的情况下产生的，因为在局部看来具有很大合理性和必要性的某些决定，在全局看来却具有一定程度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换句话说，有时我们将充满局部合理性的事情放在一起，可能会构成一个存在许多不合理性的全局。

　　5.重视数量较多，重视质量不足。提高教育质量是北京大学始终坚持的首要任务，但在某些人“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的意见中，重视数量成为重视质量的前提之一，同时，量化指标也是衡量我们工作业绩大小的重要标准，所以，以控制数量为前提的质量意识和精品意识有待加强。

　　6.重视规模较多，重视效益不足。与上述数量和质量的关系类似，在某些人“没有规模就没有效益”的意见中，重视规模成为重视效益的前提之一，同时，规模的从小到大毕竟包含了不少人的工作业绩和辛勤劳动，所以，以控制规模为前提的效益意识相形见绌。

　　7.重视经费较多，重视空间不足。我们经常提到办学经费对学校发展的重要作用，竭尽全力并千方百计争取办学经费，但较少考虑校园空间对学校发展的重要作用，未象争取办学经费那样竭尽全力并千方百计拓展校园空间。就燕园校区而言，我们数十年间失去了经过最大限度努力有望拓展校园空间的两种机遇，而近年来却接受了从长远意义上说是缩小校园空间的两次选择。两种机遇之一是燕园校区力争向西特别是向六郎庄一带拓展，两种机遇之二是象我们与清华大学成功地申请携手共建世界一流大学和携手共建蓝旗营住宅区那样，力争在清华大学周围（清华大学主校区的发展余地比我们燕园校区要大得多）携手共建科技园、学生公寓区或另一片教师住宅区等（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向来亲如一家，如今在携手共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两校更应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全面合作，共同发展）。两次选择之一是在燕园校区周围出售了教师住宅，两次选择之二是在燕园校区周围建设了科技园。

　　8.重视领导较多，重视群众不足。学校发展规划中的某些重要问题确实多次征求了相关领导的意见，也尽可能征求了某些知名学者和各阶层代表的意见，但受个别访谈、座谈会等传统方式的局限，我们却未能充分满足广大群众（包括学生）的参与权和知情权。结合北京大学校务公开制度的实施，学校发展规划中的重要问题今后应有选择地通过校园网向广大群众公开相关信息，充分征求广大群众意见。

　　9.重视教师较多，重视学生不足。学校发展规划中对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改善的需求考虑和落实得较多，但对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条件改善的需求考虑和落实得相对少些。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应面向学生，为学生服务，今后有关改善学生学习和生活条件的规划(如综合体育馆、学生活动中心等)应尽量优先加以落实。同时，学校的发展规划也要象经常征求教师意见那样，利用各种方式经常征求学生的意见。

　　10.重视程序较多，重视论证不足。学校发展规划中的某些问题确实履行了必要的程序，但履行必要程序前后的酝酿和论证有时并不充分。而个别程序的履行有时难免匆忙上会、快走过场之嫌。这使学校发展规划中某些决策的科学性受到一定影响。换个角度说，学校发展规划工作中的某些失误，不是因为不符合程序，而是因为未充分论证。

　　11.重视议论较多，重视落实不足。在学校发展规划工作中，许多人十分重视议论，而且其中不乏正确议论和精辟见解，但有时仅仅限于议论，议完辄止。有的议论可以落实而无人重视，也有的议论有人重视而无法落实。

　　12.重视投入较多，重视产出不足。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是产出一流的成果，而要产出一流的成果，必然要保证财力和物力的足够投入。反过来说，在重视财力和物力足够投入的同时，也要尽量保证一流成果的产出。具体而言，投入者应尽量加强对一流成果产出的督促，被投入者应尽量保证对一流成果产出的落实。但在学校发展规划的实际工作中，上述督促和落实都略显不足。往往是投入分配时，投入者和被投入者都比较积极主动；而产出统计时，投入者和被投入者有时比较消极被动。

　　13.重视协调较多，重视研究不足。学校发展规划中的某些重要问题确实在领导层或其他范围进行了讨论和协调，但由于进行这些讨论和协调前后的研究既不系统也不深入，缺乏高质量的、建设性的、可操作的研究报告或方案设计作为讨论和协调的参考，这使某些决策缺乏科学的研究依据，往往成为相关方面临时折中或互相让步的产物，距离客观上的最佳结果实在太远，甚至与最佳结果和长远目标背道而驰。这无疑增加了下一步调整和改革的难度。例如，以往在学院命名、机构设置和建筑选址等方面的个别决策就是如此。而要卓有成效、扎扎实实地对学校发展规划中的某些重要问题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科学研究，无论是在体制和机制，还是在财力和物力等方面，都会遇到一定的困难。试以由我任召集人的北京大学发展规划专家组为例，为了适应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需要，我们于1999年11月向学校郑重提交了“世界一流大学研究” 课题的详尽论证报告，申请研究经费（由24位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教授组成的发展规划专家组，作为研究学校发展规划的专家系统，从无任何运转经费，原本设想以集体承担学校重要研究课题的方式申请研究经费）。我们的简要设想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北京大学今后“全部工作的重心”，但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有那些？世界一流大学各自的历史、特点、优势、人才培养模式、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是什么？它们有何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我们如何学习和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成功经验，并结合中国国情和北京大学校情的实际，把北京大学早日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所有这些问题的回答，都需要我们充分利用北京大学学科齐全的整体优势，最大限度地组织各学科一流的专家学者，全面、深入而系统地研究世界一流大学。我们提出，“世界一流大学研究”课题将建立在统揽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基础上，紧紧围绕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大力突出改革、创新，充分体现科学性、创造性、综合性、超前性的研究特色。力争扎扎实实地搞出几项对当前学校改革发展起重要参考作用，并最大限度地包含专家组集体智慧和科学性、创造性劳动的高水平研究成果来。对于“世界一流大学研究”课题，发展规划专家组成员的研究积极性很高。但由于研究经费之事至今仍未落实，所以“世界一流大学研究”课题还无法启动。

　　14.重视眼前较多，重视长远不足。在学校发展规划中，将近期内标志性成果的产生与学科持续发展能力的增强相结合，是既重视眼前又重视长远的体现。但也有某些解决眼前问题或产生眼前利益的决策，是以或多或少制约长远发展或影响长远利益为代价的。试以北京大学科技园的选址为例，从眼前看，北京大学科技园公司作为一级土地开发商在北京大学燕园校区周围进行商业性开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如可促进高新技术成果的商品化和产品化，可吸引或孵化一批有实力的高新技术企业，还可为企业家们提供广泛接触高新技术成果的场所等。但从长远看，北京大学科技园公司作为一级土地开发商在北京大学燕园校区周围进行商业性开发会产生四方面问题：一是减少了学校教学和科研的预留地，使本来就十分紧张的教学和科研预留地更加紧张；二是科技园的商业性开发气息今后在一定程度上会冲击学校（尤其是基础学科）的教学秩序和学术研究；三是科技园中白颐路西侧的建筑风格与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燕园校区早期建筑风格缺乏协调，而二者之间在地缘上却紧密相连；四是随着校办企业的改制和未来与学校的彻底脱钩，学校与科技园公司以及进入科技园的企业之间的矛盾将不断暴露并日趋复杂。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北京大学燕园校区的发展余地比清华大学主校区要小得多，而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比清华大学主校区却大得多，同时，北京大学以基础性学科为主的学校特色与清华大学以应用性学科为主的学校特色也有所不同，所以在大学科技园选址建设等用地问题上，我们千万不可与清华大学相提并论，简单攀比。

15.重视事业规划较多，重视校园规划不足。虽然在理论上学校既重视事业规划，也重视校园规划，如学校层面设立事业规划委员会、学科规划委员会和校园规划委员会，发展规划部层面设立事业规划办公室（负责事业规划、学科规划）和校园规划办公室。但实际上我们在制定和落实学校整体发展规划时，往往较多考虑事业规划、学科规划对校园规划的要求，较少考虑校园规划对事业规划、学科规划的制约。

　　16.重视校园开发较多，重视校园保护不足。北京大学燕园校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这一特定情况出发，我们的校园开发和建设意识似乎有余，而校园爱护和保护意识明显不足。如果我们现在呼吁，希望大家都象爱护和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和保护燕园校区的一景一物，一草一木，也许一点都不过分。在燕园校区的开发和建设方面，今后对新建的面向社会的公共服务设施及与校外单位合建的教育培训设施等，应进行特别严格的控制。

　　17.重视被动适应较多，重视主动设计不足。学校发展规划工作在某些场合下往往是被动适应，甚至是应急性的拍板或亡羊补牢式的善后，而较少重视事先准备和主动设计，尤其是战略性的顶层设计或未雨绸缪式的前瞻性思考。

    18.重视职业培训较多，重视学术培训不足。职业培训大多与应用性学科或一般层次教育相关，主要培养善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型和复合型人才，因社会需求较大、经济效益较好而受到相对重视；学术培训大多与基础性学科或较高层次教育相关，主要培养长于基础和理论的学术研究型人才，因社会需求较小、经济效益较差而受到的重视相对不足。但北京大学作为培养高素质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在控制数量、提高质量的前提下，学术培训理应受到足够的重视。

　　19.重视行政管理较多，重视学术管理不足。在许多美国一流大学的具体运行过程中，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就分工和区别方面说，行政管理主要靠政策、制度与规范（许多重要政策、制度与规范的制定者是各类委员会，学校职能部门只是这些重要政策、制度与规范的执行者），由校长和其他行政主管具体负责；学术管理主要靠教授（包括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教授一般通过参加与学术有关的委员会的形式发挥作用。但从美国教授参与管理的角度看，他们不仅在学术管理方面发挥很大作用，而且通过兼任行政管理方面的职务（如行政主管或行政管理方面的委员会成员），也在行政管理方面发挥很大作用。

　　从北京大学目前的情况看，北京大学通过教代会以及各种委员会或专家组、研究组的形式，已使部分教授（包括教授、副教授）参与了管理，但从美国一流大学的运行机制、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和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需要看，北京大学似应逐渐建立更多的委员会或专家组、研究组，使更多的教授参与管理。不仅在学术管理方面应尽量发挥教授的作用，而且在行政管理方面，特别是某些重要政策的研究、讨论和论证，也应尽量发挥更多教授的作用。这不仅可使学校领导腾出时间抓大事，可使某些付出太多时间和精力参与管理的“双肩挑”教授增加点从事教学和科研的时间，可使更多的教授关心学校、了解学校、增强紧迫感和主人翁感，充分调动更多教授的积极性，同时还有助于学校的科学决策，有助于教授和管理者的成功合作、有效磋商、彼此信任和相互尊重。

　　从长远说，以后随着北京大学临时的或固定的委员会或专家组、研究组的逐渐增加，其负责人由知名教授（而不是由学校领导、职能部门领导或院系领导）担任者应逐渐增多（主要指与学术有关的委员会或专家组、研究组）；其成员包括校外和社会专家的也应逐渐增多。因为随着大学和社会关系的日益密切，大学的决策过程最好有一种社会的参与机制（美国许多大学的董事会和某些委员会，都有校外和社会力量的参与）。所以在北京大学党委的领导下，不仅学校的行政力量和学术力量要参与决策，而且社会力量最好也参与学校的某些决策。这样会使北京大学的决策更加集中和体现学校和社会各方面的意愿，提高学校决策的科学性和适应性。

同时，学校职能部门制定政策和管理院系的功能应逐渐弱化，而宏观协调、执行政策、提供信息和优质服务的功能应逐渐强化。在学校某些重要政策的制定方面，以后最好随着时间的推移能逐步做到：委员会或专家组、研究组论证政策，学校党政领导决定政策，学校职能部门执行政策。即某项重要政策，先由委员会或专家组、研究组认真研究、充分讨论和科学论证，再由学校党政领导决定，然后由学校职能部门执行。

　　20.重视社会服务较多，重视教学科研不足。为社会服务是大学的重要功能，当然需要高度重视。但为社会服务应以不影响教学和科研为前提，因为教学和科研毕竟是北京大学最重要的两项功能。再说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本身，也是北京大学为社会提供优质服务的重要体现。北京大学为社会服务时，既要重视某些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又要重视某些科研成果向政府决策科学依据的转化。北京大学在与某些省市、企业或国内外其他机构进行合作过程中出现的所谓“签约能力强而履约能力弱”现象，是否从一个角度说明北京大学在为社会服务方面也应“有所为，有所不为”？也应避免摊子铺得太大，战线拉得太长？与此相关的是，多年来我们相对重视利用学校的土地资源为社会服务，而相对忽视利用社会的土地资源为学校服务，特别是为学校的教学科研服务。北京大学是兼具“社会化”与“学术化”双重性格的著名大学，学校土地上“社会空间”的安排不能过多地影响“学术空间”。

　　当然，以上二十种相对片面倾向，只是就我个人的肤浅认识、不同的具体情况及某些特定内涵相对而言，难免存在局限性。而如果从理论上绝对而言，则二十个方面中每一方面的前后两者不可偏废，都要重视。

　　以上二十个方面是对北京大学整体的发展规划工作全面而言的，如对校园规划、学科规划、事业规划三者分别进行简要的集中概括，则在校园规划中要突出强化“保护”意识，不仅要保护文物和建筑，而且要保护环境和土地，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

　　在学科规划中要突出强化“重点”意识，在对优势明显、有希望突破的领域给予重点支持的同时，对某些劣势明显的非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应逐年减弱，以有效地优化学科结构。

　　在事业规划中要突出强化“控制”意识，始终坚持以提高为主、以内涵发展为主的方针，坚定不移地把提高质量、水平和效益放在首位，合理而严格地控制事业规模。

　　为了有效解决目前校园空间的相对有限与学科建设的全面发展、事业规模的逐渐扩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的问题，我们除了在校园规划中要突出强化“保护”意识、在学科规划中要突出强化“重点”意识以及在事业规划中要突出强化“控制”意识之外，从北京大学校园规划、学科规划、事业规划的长远（如未来三十年或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着眼，我们一方面应竭尽全力并千方百计在燕园校区周围继续拓展校园空间，另一方面也确实应开始考虑在昌平校区拓展校园空间或在北京其他近郊开辟新的校园空间。当然，如果能够合理、严格而有效地控制学校事业规模，并能够在燕园校区周围较大面积地拓展校园空间，现在也可以不考虑在昌平校区拓展校园空间或在北京其他近郊开辟新的校园空间。因为新老校园并存毕竟会给学校的发展带来许多问题。但在我看来，合理、严格而有效地控制学校事业规模，以及在燕园校区周围较大面积地拓展校园空间，目前似乎难度极大。因此，新拓展或开辟校园空间的考虑和选择是迫不得已之举，其实考虑和选择得越早，主动性和前瞻性就越强。

　　展望未来，北京大学新拓展或开辟的校园空间面积不应太小，周围要充分预留出未来很长时期（甚至可以百年计，因为名牌大学的寿命很长）的弹性发展用地，以便于未来随着学校学科建设和事业规模的伸缩，以及学校有形校园空间与无形校园空间关系的变化，而分阶段地进行土地开发或布局调整。至于这片校园空间未来的用途，既可考虑象中山大学珠海校区那样供所有本科生使用，使之与燕园校区的分工是按不同学历结构划分的（究竟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或者是继续教育生进入新校区，以后需要充分论证），也可考虑象洪堡大学新校区那样供部分理工学科使用，使之与燕园校区的分工是按不同学科结构划分的（既可按文科、理科进行划分，也可按基础性学科、应用性学科进行划分）。当然，这都是若干年之后的分工，而且真正实行时需要很长时期的过渡，目前还只是我个人的初步建议和设想。